兩漢經學成就卓著，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劉向、劉歆、鄭眾、賈逵、馬融、何休、許慎、鄭玄等經學大師都卓有建樹，其中董仲舒、何休對《公羊傳》意蘊的闡發，劉歆對古文學的倡導，許慎的文字學研究，鄭玄對今古文的調和，可視為代表性成果。為避免重複，這裏隻對何休、鄭玄的經學成就略作評述。
一、何休的《公羊》三世說
董仲舒和何休是當之無愧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何休撰有《春秋公羊解詁》，對於《春秋公羊傳》都有傑出建樹。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春秋公羊學”成為一門係統的學問，產生了特殊的社會影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在闡發經義時，作了創造性發揮。在他們的學說中，有對《春秋公羊傳》深入堂奧的獨到理解，也有以時學解經的牽強附會和傳達內心款曲的借題發揮。大體說來董仲舒重在闡發奧義，援陰陽五行之說解經，時時觀照著大一統的封建政局；何休重在解析條例，詳辨其“非常異義可怪之論”[31]，在董仲舒學說基礎上建立起一套便於比附的曆史哲學。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除代表作《春秋公羊解詁》外，還“注訓《孝經》《論語》”，並“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32]。
何休認為《公羊傳》的義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他對此的解釋是：“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33]這些過於繁瑣的解析，確實可稱得上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所謂三科九旨，卻是非常重要的創見。徐彥在《春秋公羊傳疏》中引何休之言介紹：“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也可稱作“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把握的都是《公羊》學的重大原則問題，何休把它們抽繹出來，又作了獨到的解說。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此引發的三世遞進的曆史演化說和與此緊密結合的大一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