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統治思想經曆了由法家、黃老到儒家的變化，文化政策也相應進行了從強製性統製到寬弛放任，再到由祿利之路誘導而趨同的調整。
秦孝公時商鞅用法家思想指導變法，秦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此後，秦曆代統治者基本尊奉商鞅確定的統治原則，國家大治。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重用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吸收新的法家思想成果，處理內外政務，促進了統一事業的完成。統一六國後，秦始皇繼續執行法家路線，實行全麵專製統治，把嚴刑重法視為建立大一統秩序的關鍵。
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與社會政治的密切關係，為適應建立、鞏固大一統政權的需要，在實施一係列政治經濟方麵統一舉措的同時，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統製措施，實行文化專製主義。強行統一文字、度量衡和貨幣，甚至對人們的倫理行為也作出強製性規定，要求做到“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7]，使人們的文化和思想行為在法家路線下統一起來。
發生於公元前213年的“焚書”事件，標誌著秦皇朝的文化專製政策推行到了極致。當博士淳於越以古非今，對時政提出批評時，李斯起來反駁，提出禁錮文化，以徹底掃清新政障礙的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個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準，並在全國實行。韓非子為使弱國強盛起來而提出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設想，在這裏變成了現實。次年，秦始皇又製造了與“焚書”異曲同工的“坑儒”事件，讓人們領教了文化專製主義是何等可怕。秦始皇禦用的方士盧生、侯生等人，因不滿意秦始皇的專製主義政策而逃亡。秦始皇大發**威，他以為“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讀書人實在不可信任。“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