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史學有所發展。第一，《史記》開創的紀傳體裁被史家認可，確立了它的地位，對它進行補續形成風氣；《史記》的撰述成就對當時學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對它的評議促進了史學的發展。第二，成帝、哀帝時由劉向、劉歆父子負責進行國家圖書的整理校訂工作，創立了曆史文獻學的基本規模。這一時期，史學表現出較重的正宗化傾向，統治階級通過各種方式對史學施加了更大的影響。
一、對《史記》的補續與評論
司馬遷曾表示他寫的書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37]。他去世時，《史記》沒有馬上流傳開來，宣帝時由其外孫楊惲公布於世。問世之初，它的開創性成就即吸引了曆史學家的注意，紛紛對之模仿、學習。從宣帝時到班固《漢書》修成的一百七八十年間，補續、評論《史記》形成風氣，推動了史學的發展。
現在所見的《史記》，已非司馬遷初撰時原貌，可能在初傳之時，就有了殘缺，也有人作了改竄。班彪、班固父子在談到《史記》時，都說：“十篇缺焉”[38]，“十篇缺，有錄無書”[39]。他們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三國魏人張晏還列出了所缺十篇的目錄：“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張晏之說不完全準確[40]，但提供了亡篇的大致線索。
現在所知最早進行補撰《史記》工作的，是漢元帝、成帝之時的褚少孫。張晏稱：“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41]四篇之外，《三代世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等篇中，也可見到褚少孫補作的痕跡。褚作從語言到思想與司馬遷原作均不可同日而語，張晏之言有一定道理，但其功終不可沒。劉向的弟子馮商可能也對《史記》作了補撰工作。清人沈欽韓在《漢書疏證》卷二十四說：“景武紀、將相名臣表、禮樂律誌、韋賢等傳，或是馮商所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