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東北、蒙古、西北、西南及南方各地的少數民族，由於社會狀況的不同，宗教文化習俗的差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與漢族的文化交流也呈現出區域性與民族性的特色。
一、漢族與滿族、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漢族與滿族的文化交流 明代滿族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與漢文化對其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就文字而言，明代前期，從金代沿襲下來的女真字，仍在女真地區使用。但漢字在女真人中廣為流行，“凡屬書翰……用漢字代言者，十之三四”[85]。努爾哈赤本人就通女真、蒙古、漢三種語言，掌握蒙古、漢兩種文字。皇太極也精通漢語。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的努力下，一些精通女真、蒙、漢等語言的女真學者主要參照蒙文，“又照漢字，增造字樣”，先後創製了老滿文和新滿文。清朝統一中國後，新滿文與漢文並行，通行於全國。
由於漢字在女真人中廣泛流傳，因此熟悉漢文化的女真人越來越多，特別是後金興起前後，隨著與明朝和漢族的交往增多，迫切需要一批通漢文的滿族統治人才。為此，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延請大量漢族知識分子講授漢文，令滿族學者將漢文典籍譯成滿文，並於天聰四年（1630年）設置同文館，專門從事翻譯工作。著名的滿族學者達海完成了《刑部會典》、《三略》、《萬寶全書》等書的翻譯，未完成的有《孟子》、《三國演義》、《資治通鑒》、《六韜》、《大乘經》等。這些漢文典籍的翻譯，方便了滿族子弟學習漢文化，如達海的三個兒子就因“勤習漢書”[86]受到皇太極的重獎。
除漢字和漢文典籍外，漢文化對滿族文化的影響還體現在繪畫、建築、禮俗、宗教、祭祀、舞樂等方麵。如沈陽故宮各個宮殿，飾以綠剪邊。大政殿八角重簷建築、周圍廊式、大木結構、五彩鬥拱、殿內頂部天花降龍藻井等，都吸收運用了明代漢族建築所固有的風格。努爾哈赤葬身的東陵，所植鬆木，所立石獅、石象、石虎、石馬、石駝，仿效了漢族自古沿襲的山陵建製。滿族古老的宗教薩滿教，到明代時也已融入漢文化的成分，在他們所祭祀的諸神中，已有關帝這種明顯帶有漢文化色彩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