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
明代中國與周邊朝鮮、越南、日本和緬甸的文化交流，較之宋元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由於自身文化的優勢地位，明代向外輸出的文化具有先進性與多樣性的特征。與此同時，明朝也輸入鄰國異域的文化，為自身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與朝鮮的文化交流
明初統治者，鑒於元朝對日本等國用兵的失敗，吸取前朝教訓，立足於穩定國內統治，不輕易對外用兵。明太祖在《明皇祖訓》中明確規定一些不征之國，他認為“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他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誡其子孫不要向外擴張。[1]同時積極開展與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洪武元年（1368年），即遣使出訪高麗，通報他已即位改元，取代元朝統治，希望與高麗重新建立外交關係。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遣使入明，請封爵。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大將李成桂推翻高麗王朝，自立為王，經明朝承認改國號為朝鮮。明與朝鮮友好相處，關係密切，經濟文化交流都優先於其他國家。當時中國向朝鮮輸出絹、布、藥材等物，朝鮮向中國輸出耕牛、馬匹、紙張和苧布。永樂二年（1404年），朝鮮一次就贈送中國耕牛一萬頭之多。政治上的友好關係和經濟上的相互支援，促進了中朝兩國的文化交流。
明朝科舉對朝鮮的影響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向高麗遣使，頒布科舉程式，準許高麗、安南、占城的士子參加本國鄉試後，可以前來明朝京師參加會試，優先錄取。李朝建立後，朝鮮繼續實行科舉製度，規定《四書》、《五經》、《通鑒》以上各史為基本教材，應試時必須寫作表章古賦，使漢文學成為朝鮮文士學習的範本。因此，朝鮮便大量采購中國的圖書。朝鮮使者、商人到中國後，都備有中國舊典、新書、稗官小說的書目，按照書目找書，不惜花費重金購買，帶回本國。李朝印刷業十分發達，成宗李娎時，不但朝廷大量印刷諸子百家書籍，廣泛流傳，而且下令各地刊印書冊。經、史、子、集之外，《三國演義》也被翻印。許多朝鮮著作也在這時陸續印成，如《高麗史》、《三國史記》、《東醫寶鑒》和崔致遠以及各家詩文集等。成宗二年（1471年），還參照《唐六典》等中國法典及《朱子家禮》編成並刻印了六卷《經國大典》。這部政治綱領性質的大典的編印，使朝鮮的立國規模、典章製度趨於完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