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明廷為擴大對外的政治影響，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強大的封建經濟為後盾，以先進的造船工業和航海技術為基礎，把中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的友好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推向了一個新階段。舉世矚目的鄭和下西洋壯舉，直接影響著所到國家和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推動了其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明中後期，中國與亞非的經濟文化交流，主要通過私人海外貿易的渠道進行，繼續對亞非的曆史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與東南亞、南亞的文化交流
中國陶瓷的大量輸出 中國對東南亞文化的影響，以陶瓷的影響最大，也最為深遠。明代陶瓷外銷東南亞的數量，遠遠超出於宋元之上。明朝初年，明廷曾以幾萬件瓷器賜給占城、真臘和暹羅，如《明史·外國傳五》占城條載“洪武十六年（1383年）……遣官賜以勘合、文冊及織金文綺三十二，瓷器萬九千”；真臘條載“洪武十六年，遣使齎勘合、文冊賜其王……複遣使賜織金文綺三十二，瓷器萬九千。……十九年（1386年），遣行人劉敏、唐敬偕中官齎瓷器往賜”；暹羅條也載“洪武十六年，賜勘合、文冊及文綺、瓷器，與真臘等”。而通過貿易的渠道運往東南亞的陶瓷，數量更是龐大。費信的《星槎勝覽》暹羅國、滿剌加國、蘇祿國、蘇門答臘國、花麵國等條，都載有這些國家“貨用青白花瓷器……燒珠……之屬”諸類的文字。馬歡的《瀛涯勝覽》，也反映出東南亞人民對中國青花瓷器的喜愛和歡迎。如爪哇國條說：“國人最喜中國青花磁（瓷）器並麝香、花絹、紵絲、燒珠之類。”這些中國青花瓷器大多來自江西、浙江、湖南及福建、廣東等地，如1954年在馬來西亞柔佛出土的33件瓷器，多為明代宣德、隆慶、萬曆和嘉靖年間江西景德鎮的產品。[18]由於輸入中國瓷器，東南亞人民因此逐漸改變了他們的某些生活習慣，如印度尼西亞加裏曼丹文郎馬神的人，“初盛食以蕉葉為盤，及通中國，乃漸用磁（瓷）器。又好市華人磁（瓷）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以葬。”[19]東南亞人民還在宗教儀式、喪葬、宴會等場合廣泛使用中國瓷器，並將瓷器作為珍貴禮品饋贈給親友貴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