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伊始，統治者便認識到程朱理學的重要性，對其抱有非凡的熱忱，從中央的國子學到鄉村的社學，無不進行程朱理學的教育，科舉考試也無不以程朱理學為準繩，程朱理學的影響滲透於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然而，隨著程朱理學獨尊地位的確立，其思想禁錮的作用也愈為明顯，並顯示出它的式微而停滯不前。[1]
一、明初程朱理學的式微
明初理學家主要沿襲程朱理學的“天理觀”，通過對理和氣關係的論證，來探討道德修養的方法，提倡篤行踐履和格物致知。《明史·儒林傳序》雲：“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明儒學案·莫晉序》亦雲：“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遊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前此諸儒（按指陳獻章、王守仁），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從明初理學家宋濂、方孝孺、曹端、薛瑄、吳與弼等人的情況看，也確實如此，而且顯示出對程朱理學的亦步亦趨和保守的特質。但在明初程朱理學的流布中，同時也承襲元代朱陸合流的趨勢，采納不少陸學的觀點，更強調心的作用，重視“明心”、“總心”、“存心”和“靜時涵養”的工夫，因而從他們間采陸學或轉向心學的傾向看，即說明了程朱理學在明初的式微。以宋濂、曹端為例，他們的觀點也顯現出明初理學與程朱理學所具有的不同風貌。
宋濂是明初大儒，年輕時受業多門，既習過朱子之學，也曾得聞陳亮事功之學，並受到金華學派的影響，還曾潛心於佛教典籍，對佛學很有修養。元明之際，他接受朱元璋的聘請，並以其深厚的儒學功底得到朱元璋的賞識。他與朱元璋討論治國之道，講授儒家經典，深入淺出，目的是讓朱元璋以仁治天下，把倫理教化運用於政治實踐中。宋濂以程朱為宗，又雜糅諸家學派之長。他運用朱熹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的說法，把“天地之心”視為宇宙萬物運動變化的本原，並賦予天理的內涵。為了彌合朱陸之間的分歧，他又提出“宗經”說，認為六經便是天理。蒼然在上的，叫作天。因為天不會說話，才由聖人代替它立言。經書上寫的，雖出於聖人之手，實際上是上天所為。天上的日月星辰處於何方，地上的山川草木如何布列，都是有規律的。而聖人製作的六經就是這些規律的總概括，也就是所謂的天理。宋濂還認為天理存於人心之中，人心是與天地萬物同一的。對人心的探求既是對天地之心的體驗和把握，也是他治經的目的，即通過六經向聖人學習。因人無二心，六經也便無二理。所以，他對經學的闡述，對心學的釋解，有與陸九淵相似之處，而他窮經治理以求本心的態度又接近於朱熹，他對事功的鄙薄，又與金華學派一脈相承。由此可見，他的思想調和諸家學派的企圖是很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