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後期是程朱理學走向衰朽和心學興起的時期。然而，此時理學雖衰朽但還居正統地位，陽明心學的興起本是為了適應明朝統治已麵臨的各種挑戰，而士大夫卻空談性理、言行不符，無能振作新的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以恢複和弘揚儒家經世傳統為主要宗旨，把強調道德實踐和注意經世致用作為治學指導思想的實學，至明代後期蔚然而成一股社會思潮。晚明實學思潮先由學術界發其端緒，隨後波及政治、經濟、科學和文化藝術領域，在明清之際的思想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實學思潮的勃興
晚明實學思潮的興起是與理學的衰落同時並行的。明中葉以後，理學自身日益僵化，越來越陷入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困境。於是在理學內部出現了批評理學、提倡實學的思想，要求學術為治世服務。它由薛瑄首開先河，陳獻章、湛若水繼之，至王守仁形成一股潮流。但是這股思潮並沒有持續多久，就隨著陽明心學的衰落而趨於沉寂。至明晚期，隨著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激化，統治危機的加劇，實學思潮又再度興起，形成一個強大的思想潮流。
理學的危機和對理學的批判 嘉靖、隆慶以後，隨著陽明後學的傳衍，王學內部門牆林立，諸說雜陳。黃宗羲《明儒學案》記王學諸派不下數十家。然就中大別，則可分為漸修派和頓悟派。漸修派以聶豹、羅洪先、錢德洪為代表，他們提倡靜坐歸寂和逐事磨煉，強調克去私欲的繩檢與漸進工夫。頓悟派以王畿、王艮為代表，他們主張成良知，愚夫愚婦能知能行，不讚成煩瑣的修養程序和細節，強調頓悟良知。頓悟良知派在內容和形跡上更多地剝取了佛教禪宗的思想路數，他們講良知往往加雜禪機，並公開強調儒釋道三教合一。兩派主張雖有所差異，但佛教禪宗化的傾向卻有所加深。他們以空談心性為高雅，以理財治生為卑俗，其“禁欲存理”的鼓噪則窒息了人的創造性，致使空疏無用之學泛濫起來。心學還逐漸浸**於科舉考試之中，名士清流自相標異，故弄玄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