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們的生活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麵包括服飾、居室、車馬、飲食、器皿等都在發生變化。明統治者雖一再頒令禁止，但曆史的潮流是誰也阻礙不了的。
明朝嚴禁官民擅用蟒龍、飛魚、鬥牛和各種華異服色，但屢禁不止。特別是到了嘉靖中葉以後，徐階、張居正等閣臣所得坐蟒，“正麵全身，居然上所禦袞龍”[45]。駙馬之庶子，按例隻是“齊民”，竟然也有人穿上“裹以四爪象龍”的衣服。在京內臣，“輒服似蟒似鬥牛之衣”。王府承奉，沒有得到皇帝特賜的，竟也“被蟒腰玉，與撫按藩臬往還宴會，恬不為怪”，“至賤如長班，至穢如教坊，其婦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繡，一切白澤麒麟、飛魚、坐蟒，靡不有之”[46]。就連“役奴下走”也是文衣麂履，泛鷁浮馬，“賤妾愚婦”也都翠髻瓊冠，一珠千金。[47]
樓閣人物金簪
居室中的悖禮越製現象也日益嚴重。大約從明憲宗成化年間開始，全國各地屋舍都由樸實無華而趨向金碧輝煌。如湖廣茶陵州“國初宮室尚樸，三間五架……成化以後，富者之居高廣靡麗，比之公室”[48]；南直隸江陰且“軍初時民居尚儉樸，三間五架，製甚狹小……成化以後，富者之居僭侔公室”[49]；浙江太平縣在明初“居室無廳事，高廣惟式，成化、弘治年間……屋有廳事，高廣倍常，率仿效品官第宅”[50]；河南太康縣在明初“城內僅六七家草舍，後數十……成化間瓦舍漸多，俗以高樓相尚”，鄉村房舍“國初皆草舍，弘治間瓦樓舍宇類城市”[51]。至於江南首府蘇州，更是繁華。弘治時王錡記載說：“正統、天順間，餘嚐入城，鹹謂稍複其舊（指張士誠割據蘇州以前狀況），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餘恒三四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於今，愈益繁盛，閭簷輻輳，萬瓦甃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52]嘉靖以後，居舍的奢僭之風更加熾盛，到處是雕梁畫棟，高樓飛閣。南京在“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麵，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樸素渾堅不**。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煌，高聳過倍，往往重簷獸脊如高衙然，園囿僭擬公侯。下至勾闌之中，亦多畫屋矣。”[53]山西翼城縣也是居室多求壯麗，“至有屋未完而家室空者”[54]。《農書》作者馬一龍曾邀集25位80歲上下的耆老，請他們分別回憶50年來社會風尚的變遷。其中一位名叫陳桂的老人談道：“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窖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簷窈寢，回廊層台，園亭池館，金翬碧相，不可名狀矣。”這使馬一龍感到自慚形穢，因為他本人的居室，還是“門闥洞敞，園池匝合，而終不免豪誕之習”。不由得感慨道：“鄙哉，龍也！龍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犯三焉：居廣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誌古之人而不免俗之趨，鄙哉，龍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