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在政治上加強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統治的同時，在文化上則大力推行專製主義的一統政策，力圖把全國的思想文化強行納入孔孟思想、程朱理學的軌道。
開國伊始，明太祖就宣布要“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15]，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學來統一思想，控製輿論。為此，明太祖重用了一批元末朱學在金華（婺州）的承傳人物和學者，如朱學的正宗傳人宋濂，以及劉基、王禕、許存仁等，讓他們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或參加禮樂製度、文化教育事業的建設。為了抬高儒學的地位，明太祖下令在全國通祀孔子，衍聖公的秩位由三品進為二品，規定孔門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均免除徭役，“聖賢後裔”犯罪者一概屈法宥之，因罪輸作者統統釋放。他還通過各種途徑，大力提倡讀經，規定所有學校“一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16]，並命國子學祭酒許存仁“一宗朱子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17]。科舉考試一概從《四書》、《五經》中出題，以程朱注疏為準。在國子監與各府、州、縣儒學均立有一塊鐫刻臥碑，赫然書曰：“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主”，“不遵者以違製論”[18]。明成祖更敕令胡廣等匯輯宋元各家理學之說，纂修《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賜名為《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計229卷，並為之撰序，命頒行全國，以“使天下之人獲睹經書之全”，“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19]。這樣，繼元代被“定為國是”之後，這種從理論上論證封建君主的專製統治和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為永恒的、絕對的宇宙法則即“天理”的程朱理學，便被推上了至尊的統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