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統治者在政治上大力強化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統治的同時，在經濟上則從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暫時放鬆剝削，輕徭薄賦，休養生息。隨著社會秩序的漸趨穩定，曆經戰亂破壞的社會經濟逐步得到恢複和發展，小自耕農戶和中小地主的數量迅速增加，耕地麵積和官府的稅糧收入都大大超過元朝全盛時期的水平，到永樂時已是“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39]。在這個基礎上，明中期的工農業生產繼續得到發展，至嘉靖、萬曆年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山區和邊遠地區的土地得到大規模的開發，湖廣地區繼江浙地區之後，成為中國的又一個糧食高產區，有“湖廣熟，天下足”之稱。水稻的種植已由江南擴大到北直隸，閩浙有了雙季稻，嶺南還出現了三季稻。玉米和甘薯等高產糧食作物，已由國外引進。桑、麻、茶、甘蔗、藍靛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更加廣泛，棉花的種植則遍及於長江南北、黃河流域和遼東南部，花生、向日葵、煙草等也由國外引進。手工業生產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棉紡織業由於足踏纜車、紡車和織機的改進，工效大為提高。至明末，北直隸一帶發明挖窖蓋屋的辦法，“簷高於平地僅二尺許，作窗欞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濕氣紡織”[40]，解決了北方因天氣幹燥而出現的斷紗問題。絲織技術不斷改進，使得“機杼之巧殆天工”，生產的絲綢擅絕海內外。冶鐵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廣東佛山的煉鐵爐“日得鐵二十版”[41]，每版重可十鈞（300斤），日產鐵達六七千斤。造紙業使用石灰蒸煮紙漿，紙張的質量大為提高。印刷業除使用雕刻木版外，還有木、銅、鉛、錫等活字版，明末還出現了“餖版”套色彩印。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手工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尤其是民間手工業發展更為顯著。紡織、陶瓷等行業，民營手工業的規模均已大大超過官營。礦冶、采珠、伐木等以往官府控製較嚴的行業，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民營化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