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私家修史的風氣很盛，湧現出一批著名的史學家，出現了大量的私修史書。它們中的絕大多數在材料來源、記述內容、著作體裁、語言文字、撰述目的、流傳範圍等方麵與官修史著有著明顯的區別。《明史·藝文誌》著錄這類的撰述，主要見於史部雜史類和子部雜家類、小說家類，數量龐大。其中雜史類有215部、2232卷；雜家類有67部、2284卷；小說家類有128部、3317卷。這些書並不都屬於野史，但野史一類的書卻占了不少分量。同時，也還有不少流傳下來的野史是《明史·藝文誌》沒有著錄的。因此，王世貞說：“野史亡慮數十百家。”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也說：明人史著，“實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17]。明代私人記史之風如此之盛，私修史書數量如此之多，這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正如明人俞應益在《國榷序》中所說：“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矣。”
這些書沒有謹嚴的體例，涉及的內容異常廣泛，包括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民族關係、對外關係等各方麵的內容，諸如典章製度、朝野掌故、社會風俗、曆史人物、經濟狀況等，尤其很多是記述當代史事和人物的，材料大多具體實際，記載更加接近真實，可以補官史之不足，而且因其數量之多，擴大了同社會接觸的層麵。這些因素決定了明代數量眾多的私史對於保存當時曆史發展的真相有著其他史著無法比擬的優勢，是研究明代曆史重要的資料。
明代較著名的史學家及其著作有：王世貞及其《弇山堂別集》、《弇州史料》；何喬遠及其《名山藏》；張岱及其《石匱藏書》、《石匱書後集》；鄭曉及其《吾學編》；張萱及其《西園聞見錄》；焦竑及其《國朝獻征錄》；李贄及其《藏書》、《續藏書》；朱國楨及其《皇明史概》、《皇明大政記》；雷禮及其《國朝列卿記》；談遷及其《國榷》等。明人續撰前代史書的主要有：柯維騏及其《宋史新編》；馮琦、陳邦瞻合編《宋史紀事本末》；王圻及其《續文獻通考》。其中較有影響的是王世貞、李贄、談遷、焦竑、王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