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盛行的門閥製度，大體說來萌芽於東漢後期，形成於曹魏、西晉，東晉時期臻於鼎盛，南北朝日漸衰落。其形成與盛衰都和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關。門閥製度的盛行導致了複雜的階級關係和森嚴壁壘的等級秩序。在這一時期的文獻典籍中，各色等級的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些名目有的名異實同，有的具有特定的含義。以大類而言，等級的劃分雖仍沿襲秦漢以來的“良賤”之說，但細加推敲，其森嚴和精密則遠非秦漢社會所能比。在地主階級中，不但有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兩大類，而且士族地主中又有門閥士族和低級士族，即所謂高門、次門和寒士之分。同為高門士族仍有高下的差別。即使一門中，也“第其房望”，就是一房之中，差別也很大。門閥士族世代居於高官顯位，享受種種特權。他們互相標榜成為社會上地位最高的統治階層。庶族地主是地主階級的下層。他們雖然可以通過吏事、戰功等途徑取得官位，少數人甚至能爬上統治階級的上層行列，但卻無法進入士流。對於士族地主而言，他們仍處於受壓抑的地位；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廣大農民、工匠、兵戶及僮客、奴婢等而言，他們又是壓迫者和剝削者。於是，從高門、次門、役門到半自由的士家、兵戶、雜戶、僮客等和完全沒有人身自由的官私奴婢，構成了這一時期森嚴壁壘的層層等級秩序。
一、“王、謝門高非偶”
魏晉以降，高門大族林立。其中最為稱著者，按照唐人柳芳的說法是：“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陸、源、竇首之。”[1]柳氏列舉的各地大族無疑都是第一流高門。然而，士族之中又有許多等級，柳芳記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雲：“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製：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四姓。”[2]孝文帝依三代人的官品高下定門第等級，既非完全以北魏的官爵為標準，也非其創新，而是承襲魏晉以來的傳統與做法。所謂膏粱、華腴和“四姓”，東晉南朝早已有之。《晉書·王國寶傳》：“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宋書·荀伯子傳》：“伯子常自矜蔭藉之美，謂（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南齊書·王僧虔傳》：王誌謂其弟王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南史·張弘策傳子綰附傳》：“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製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一般說來，凡三代人反複取得五品以上官職，如魏晉的黃門、散騎、中書侍郎，郡太守等，其家族的高門地位便形成和固定下來；如能較多取得三品以上，特別是一品官職，那就會形成、固定為第一流高門。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士族大致分為膏粱、華腴、甲、乙、丙、丁四姓等若幹等級。東晉南朝大族中，尤以琅邪（今山東臨沂）王氏、陳郡（今河南淮陽）謝氏為貴，可謂是高門之首。梁末，侯景請婚於王、謝，梁武帝為難地說：“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王、謝門第之高無人可比，竟連皇帝也不敢貿然應允這門婚事。北宋秦觀著論曰：“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主婿，女為王妃，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也。”[3]唐代詩人羊士諤為之驚歎不已，曾作《憶江南舊遊詩》曰：“山**上桂花初，王謝風流滿晉書；曾作江南步從事，秋來還複憶鱸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