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門閥製度下，士庶界限分明，判若涇渭。南朝沈約說：“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別。”[28]東晉南朝時，隨著門閥製度的確立和穩固，士庶更有天壤之別。時人不乏“士庶之際，實自天隔”，或“士庶之別，國之章也”的議論。當然，這裏所說“士庶”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士族和庶民百姓，有時庶人也泛指包括“次門”“後門”等低等級士族在內的寒門。
士庶之別在當時不僅得到社會的認可，而且連皇帝也無法變更，即所謂“國之章也”。高門士族是特權階層，是高高在上的少數特等公民，他們壟斷選舉，世代居於高官美位；他們憑借“塚中枯骨”，靠祖宗餘蔭“平流進取，坐至公卿”。他們炫耀門第，不與庶族寒門通婚、交往，享有政治、法律、經濟、文化等種種特權，既不納租，也不服役。而寒門庶族被視為“非類”，無門第可依，無血統可言，無特權可享，兩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士庶天隔”是門閥製度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門閥士族排他性的集中體現。
一、“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
晉代寒門出身的左思曾作《詠史》詩，第二首寫道：“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詩中以澗底鬆、山上苗分別暗喻門第低下的寒門庶族和門第很高的士族，借以揭示因門第懸殊而造成門閥士族竊居高位、壓抑寒門俊才的不合理社會現實。
高門子弟既以清顯為高，台郎、禦史中丞等則被視為“濁官”而不屑為之。台郎即尚書台郎官，如殿中郎、庫部郎、金部郎等，西晉時尚屬“清望”之官，號稱“大臣之副”；因其職事煩劇，晉室南渡後，高門子弟竟無人問津。東晉初，王彪之“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29]。謝安女婿王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偶”。謝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30]。南朝以後，這一現象更為突出，“時高流序官，不為台郎”。元嘉末，濟陽大族江智深陸尚書庫部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乃固辭不拜”[31]。偶爾有個別高門子弟去做尚書郎，在當時被視為難能可貴。《梁書·王筠傳》載：“時除殿中尚書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美，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縱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王筠借兩位晉代名人陸機、王坦之做尚書郎的故事自喻，認為自己做尚書郎沒有什麽遺憾的。王筠出身琅邪王氏，一向以名流自詡。他出仕尚書郎隻不過想出出風頭而已。舍人是寒官，高門子弟更不願過問，偶爾為之，那隻能是一種懲罰。東晉會稽王世子司馬元顯當政時，每使羊欣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恕，乃以其為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32]。所謂羊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仍是故作鎮靜。禦史中丞雖官階四品，但因職事煩劇，又易得罪人，故為高門所不屑。南朝甲族向來多不居憲台，琅邪烏衣諸王位宦微減，王彪之祖孫四代迭居此職，故遭到範泰和馬糞諸王的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