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是漢世最高的道德標準。忠是對國而言，孝是對家而言。國與家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它們之間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上的衝突。漢世強調忠是第一位的，孝是第二位的。但同時也提倡忠、孝的統一關係，在家為孝子，在國為忠臣。但忠孝往往不能兩全，漢世固然稱“以孝治天下”，但在實際生活中往往要人們移孝於忠，把忠君擺到首位。因此，兩漢時代主要表現為忠君重於孝親的道德觀。漢末以降，社會長期動**分裂。在亂世之中，東漢以來逐漸形成的世族地主勢力得到迅速的發展，終於演變成門閥士族。門閥士族要求擺脫皇權的控製，無限製地擴展自己的政治權力和財富；隨著九品中正製的實行，他們壟斷選舉，竊居高位，左右皇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他們高倡玄學，輕名教而重自然，使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的衝擊。於是，輕國重家的觀念在東晉南朝成為道德觀念的主流。在他們看來，君主的更易，政權的興替，與自己及其家族並無關係；一有機會，他們或直接篡權奪位，或幫助他人為逆。他們唯一看重的是個人的權勢、地位和家族的既得利益。當其家族利益受到某種損害時，便竭力維護，甚至不惜訴諸武力，要挾朝廷。
一、無忠君之節，有孝治之名
唐人李延壽撰《南史》，在《孝義傳》後論中，對比了兩漢與魏晉南北朝不同的倫理道德觀。他說：
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漢世士大夫注重修身，所以忠孝成俗，他們之能出仕為官，都是忠孝所致。晉、宋以來，道德風尚變壞了，那些膏腴大族、世宦官僚，大多不講忠孝，這實在是士大夫的恥辱。這裏雖言東晉南朝，其實整個魏晉南北朝社會莫不如是，回顧這段複雜的曆史，當知李延壽言之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