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始文士
正始時期（240—249年）至曹魏末年，政治環境十分險惡。司馬懿及其子司馬師、司馬昭通過高平陵之變，誅殺曹爽集團，相繼執掌朝政。十餘年間，他們大肆殺戮異己分子，鎮壓所謂“淮南三叛”，醞釀改朝換代的巨變，造成了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史稱“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4]，許多著名文人就因卷入政治鬥爭而死於非命。
與此同時，司馬氏父子為了掩飾自己的篡權行為和屠殺政策，又以名教相號召，大力提倡儒家的禮法，這樣，標榜禮法與殘酷手段相映襯，就形成了一種十分矛盾的現象——道德虛偽。再者，這一時期學術思想上開始盛行清談玄理之風，產生了玄學。一些文人通過窮究事理，強調自然無為，追求精神自由，從而對社會現象有了較為理性的認識。因此，在這種背景下，文學發生了重大變化：建安文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奮發昂揚、積極進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代之以集中抒發個人在外部強大力量壓迫下的悲哀，隱晦曲折地抨擊不合理社會現象，深沉抑鬱地懷疑一切事物，呈現出濃厚的哲理色彩。這就是正始文學的特點。
正始時期的文學作家不多，其中最能體現這一時期創作風格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阮瑀之子，因曾任步兵校尉，故世稱阮步兵。阮籍早年屢與嵇康，山濤、向秀、阮鹹、王戎和劉伶等人一起，“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所以時人謂之“竹林七賢”[5]。不過，盡管他們早年有著共同的生活旨趣，但政治態度卻有很大區別，山濤、向秀和王戎完全倒向司馬氏集團，獲得高官厚祿；嵇康抱著堅決反對的態度，結果為司馬昭所殺。阮籍本有濟世誌，自視甚高，為時人所重，然而遭逢司馬氏集團的黑暗統治，被迫“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放棄以前的雄心壯誌[6]。他對司馬氏的篡權行為極端不滿，但又不能公開反對，處境十分艱難。為了全身遠禍，他隻好飲酒昏睡，遺落世事，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據說，司馬昭曾想娶籍女為媳，不料“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亦“屢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7]。這種依靠醉酒佯狂的辦法，既可少做違心之事，維護個人形象，又能防止別人猜疑而招致殺身之禍。但是，這些對誌氣高傲、思想敏銳、個性很強的阮籍來說，無疑是痛苦不堪的。《世說新語》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可見他內心的悲憤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