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辭書的發展
曹魏初年，博士張揖著有《埤倉》、《廣雅》和《古今字詁》等3部訓詁學著作，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廣雅》。《廣雅》又名《博雅》，是作者為增補訓詁學名著《爾雅》而撰寫的，“所謂擇撣群藝，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16]。因此是一部廣《爾雅》之作。正由於此，所以《廣雅》在分別部類時，完全按照《爾雅》，全書共分19篇，2343條，凡18150字。就價值來說，大概周秦兩漢時期古義仍存的，可據此書以證其得失，即“訓故言”；而其義散佚不傳的，則可借以窺其端緒，解釋漢魏作品中的詞語，即“解今語”。可見，它是訓詁學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從漢以後迄於北魏，名物訓詁賴有此書才得以記錄、保存下來。
三國時，劉熙所撰《釋名》一書[17]，是一部釋事物之名的著作。該書27篇，篇目分類大體上仿照《爾雅》，但多有增刪、更改，共釋名物典禮1502條，內容雖不盡完備，卻尚可借以了解當時名物典禮之大概。從方法上說，《釋名》基本采用雙聲疊韻釋義，而尤以雙聲為甚，如“乾、健也”、“日，實也”等。書中的釋義，有些已見於經傳或《說文》，然而更多的釋義在這些著作、典籍中並無反映。在後一部分釋義內容中，有的屬於前代已在流傳但到劉熙時才予記錄的，有的則為當時所特有。所以，《釋名》在訓詁學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價值本來並不在《爾雅》和《方言》之下，不過，《釋名》取材不夠宏富，遺漏之處甚多，而且一概以音釋義，不免牽強，從而影響了書的價值。
《字林》是繼《說文》之後的一部重要字書，作者呂忱，晉人。《字林》的分部與《說文》相同，共收12824字，比後者多3471字，釋義也略有差別，主要是改寫和加詳了內容。從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字林》的影響僅次於《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