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的文化因素的生長也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其中，皇權政治的疲軟、士庶對立及寺院地主經濟的形成與發展，都與此關係甚大。至於農耕分界線的南移和民族共同體的重新熔鑄，則是胡漢兩種文化衝突與融匯交流過程中的必然結果。
一、君權不振與士庶對立
隨著儒學式微、玄風播揚和士族中重家輕國觀念的泛濫，皇權政治從西晉時期起開始出現疲軟的趨勢。西晉滅亡後，司馬氏在江南能夠重建政權，完全依靠的是僑、土高門士族的支持和一部分流民帥的軍事力量。東晉建國伊始，高門大族淩駕於皇權之上形成所謂“共天下”的格局，以後，王、庾、桓、謝等氏相繼通過掌握揚州朝政或荊州地方權力牢牢地控製了司馬氏皇權。皇帝大多數情況下是士族的玩偶，且不說對朝臣的升遷、藩鎮的調配沒有多少發言權，就是對自己身下的“禦榻”也有朝不保夕之慮。晉元帝和簡文帝都一再向王敦、桓溫表示要讓位“以避賢路”。當然東晉門閥政治的主要基礎是士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然而其文化背景和觀念變遷的作用也不應該輕視。當時，每個大族成員對皇帝，或維護或對抗，無不是為家族門戶計。王敦最初不欲立司馬睿，是擔心“年長難製”。待造反克建康後，他就明確對王導講：“不用吾言，幾至覆族。”王彬拒絕參與王敦之亂，同樣是害怕“禍及門戶”。就連王敦臨終時也對心腹講：“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40]除來自北方胡人的外患外，各家族之間的權力之爭能否保持相對平衡，成為決定東晉政局穩定還是動亂，乃至動亂激烈程度的重要因素。南朝時期君主的權力雖然開始回歸，但是處於衰弱中的士族仍有一定的力量。而且正是由於已經走下坡路，士族中的重家輕國思想反而比以前更加強烈。他們經常擺出一副“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的架子，盡其所能地給皇帝出難題。也正是由於他們積極參與勸進、禪代、授璽等政權轉移活動，才使得南方王朝改旗易幟來得那麽順利和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