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史上，個體意識初次覺醒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時人們從神的絕對控製之下逐漸掙脫出來，首次產生“人本”思想。魏晉南北朝是個體意識重新覺醒的時代。其特點是：從神道複歸人道，從隻能仰視社會到又可俯視人的自身。作為文化主要載體的士人階層，在政治上淡化了對君權的依賴，在思想上摒棄了綱常禮教的束縛，再次確立了人是萬物之本的認識。個體意識重新覺醒，主要表現在追求獨立人格和對生命價值的重視方麵。
先秦時期，士人追求的人生目標，是“行天下之正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絕不會屈從君主的政治壓力而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在處理民、社稷和君三者關係時，往往將民擺在首位，君的位置最輕。他們力求與君主保持平等的關係，提倡“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的人格獨立精神。但是當大一統的政局建立後，在專製君主的摧殘和利誘下，士人的尊嚴無法保持，日益臣仆化。士人作繭自縛，吞下自己為論證君主專製而編造出來的思想苦果。在漢儒的理論體係中，以宗法和君統為核心的社會牢固地禁錮著人性，個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宗族與君王的利益。“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2]，萬民隻能匍匐在君王和神的腳下，唯命是從。兩漢的名教之治，把士人或馴化成規行矩步的迂腐之輩，或培育成蠅營狗苟的利祿之徒。東漢後期，在與外戚、宦官的抗爭中，士人的群體自覺意識逐漸覺醒[3]。他們交遊結黨，抗憤橫議，“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但是這種覺醒是有限度的，仍然是把漢儒以天下為己任的人生理想作為出發點，絲毫未觸及皇權和神權。即使這樣，專製君主仍不能容忍他們的行為，用屠身滅族的極端方式踐踏他們的生命。群體意識的覺醒，並未使士人達到先秦士人理想人格的水平。然而，這畢竟是通向個體覺醒的過渡形態，而且血腥屠殺又使士人看清了犧牲的無謂和生命的可貴，從而開始真正覺醒，終於加速了這一過渡進程。當東漢王朝土崩瓦解、儒學獨尊的局麵被打破後，人的自我意識越來越明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