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各族人口大流動的時代。當時人口流動的特點，一是大量北方和西北的少數民族徙入中原；一是眾多的北方漢人南遷。
伴隨著少數民族人口大量徙入中原和眾多的漢族人口南遷這一曆史現象，出現的是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長達270餘年分裂割據的局麵。它使當時的文化呈現趨異又趨同，兩種相反相成的發展勢態。
《隋書·儒林傳》序，概括隋統一時南北學風是：“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類似的見解在此前的東晉也有人提出。如《世說新語·文學篇》載：“褚季野語孫安國雲：‘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唐長孺先生認為，這種差別可以解釋為“南學重義解，北學重名物訓詁，這正是魏晉新學風和漢代學術傳統的區別所在”[25]。前麵已講到，玄學初興，隻活躍於以洛陽為中心的河南地區，而大河以北和江南地區大體遵循鄭玄治學的路數，學風偏於保守。兩晉之際，大批名士隨著南遷的洪流渡過長江，盛行於京洛的新學也因之播遷到南方。在這些雍容華貴、風流倜儻的北方名士麵前，江南土著士人雖然也存在著對立情緒，但是政治地位與文化素養方麵的差距，使其難免自慚形穢。經過一段磨合後，他們轉而欽羨仿效。重視玄理，逐漸成為江南士人風尚。還有的家族世代研習，玄學素養很高。如吳郡張氏子弟幾乎各個好玄言，其中張融遺令是：“令人捉麈尾，登屋複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淩雲一笑。’三千買棺，無置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26]不能玄談，竟然使陸玩引咎辭官。可見，南北士人在文化上的認同，其基礎是土著士人必須對北來新學的服膺。認同的結果又使這種中原文化在南方得到發揚光大。南北朝佛教的差異，同樣是受這種學風影響的產物。南方佛教與北方重視外在宗教形式不同，它更注意對佛理的探求。這是佛教徒適應南方社會特點，有意識向玄學滲透的結果。名僧扮演清談家的角色往來朝野，既想借此得到帝王權臣及名士的認可，又欲以之詮釋玄奧精深的宗教哲學。北朝學風所以比較保守，一是因為留在北方的士人多屬河北學門，所宗的仍為鄭玄之書，玄學沒有多大影響。二是出於少數民族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傳統儒學既有禮樂製度可供建立政權之用，又有綱常倫理能夠幫助他們維持和強化君權。他們從南方看到的教訓是，玄學隻會造就一批詭辯浮華的談士、重家輕國的貳臣，故棄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