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已是發展迅速。與此同時，道教由於自身的變革和上層統治階級的支持，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為擴大各自的社會影響，爭奪作為正宗思想文化的地位，佛教與道教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由於佛教為外來文化，道教為本土文化，遂使這場爭論又蒙上了一層民族色彩，變成了夷夏之辨，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爭鳴的又一焦點。
一、佛道相爭之先聲
以夷夏之辯為內容的佛道之爭，主要發生在南北朝時期，而其先聲，則可以追溯到東漢後期。
漢末牟子著有《理惑論》[22]，以中國傳統觀念對佛教進行了闡述。在這部以問答形式寫成的著作中，牟子多次給佛教披上了道家的外衣。如說佛乃道德之元祖，佛教講究清躬無為，並不厭其煩地多次征引《老子》以證其說。但同時，牟子又對道教的羽化成仙、長生不死之說進行了駁斥，認為全是虛誕之言，不值一信。這種情況，既反映了當時人們對佛教還不甚了解，視佛教為道家的一個派別；也說明佛教傳入中土之初，便與道教產生了矛盾，在爭論著到底是佛為道德之祖，還是道化佛教。而在“問”者的話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隻聞用夏變夷，未聞以夷變夏，豈能舍周、孔之道，學夷狄之術。可謂開夷夏之辯、佛道之爭風氣之先了。兩晉南北朝的佛道之爭不過是這一先聲的繼續和發展。
漢桓帝時，襄楷上疏，不僅將佛道視為一體，都是崇尚清虛無為，好生惡殺，省欲去奢。而且認為佛教乃老子入夷狄所化。逮至西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攻擊佛教，與沙門帛遠一爭邪正，從此展開了佛道之爭。
十六國時，後趙中書著作郎王度上奏石虎說：佛教來自西域，屬外國之神，華、戎製異，夷、夏有別，漢代傳入中原以來，隻是讓西域人立寺禮拜，漢人不得出家。建議石虎下詔禁止國人到寺廟中去燒香拜佛，凡有出家者，令其還俗。然而王度沒有想到，出身羯胡的石虎並不諱忌自己的民族成分，反而認為自己既是胡人出身的皇帝，理當敬祀“胡神”的佛。下令不論漢人，還是蠻、夷少數民族，凡願意事佛者，悉聽其便。王度挑起的一場夷夏之辯以流產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