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遼與宋、中亞的文化交流
一、遼與宋朝的文化交流
遼宋曾經交惡，自“澶淵之盟”後兩國關係步入了一個新階段。雙方聘使往來絡繹不絕，使臣名目繁多，有賀正旦（農曆正月初一）、生辰使，還有告登位、贈饋等使。據統計，從景德元年（1004年）至北宋末的宣和三年（1121年）的117年間，僅賀生辰使一項，宋遣使赴遼140次，遼遣使赴宋135次；為賀正旦而派遣的使臣，宋赴遼139次，遼赴宋140次；為祭吊而派遣的使臣，宋赴遼46次，遼赴宋43次；因有事商討而派使的，宋赴遼19次，遼赴宋20次。如此頻繁的使節往來，必然密切了宋遼之間的文化交流。
壁畫《鞍馬仆從圖》（遼）
由於遼朝天子和大臣中不少人漢文修養很深，君臣之間常詩文酬答，一旦有名家辭章傳入遼境，他們便愛不釋手，競相刊刻流布。如“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蘇東坡）《老人行》於壁者。聞範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大蘇小集》。子瞻才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1]甚至出現了“逢見胡人問大蘇”的盛況。蘇轍寫過一篇《服茯苓賦》，他出使契丹時，負責接待他的遼朝官員對他說：“令兄（指蘇轍之兄蘇軾）內翰（唐宋稱翰林為內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內蒙寧城），度支使鄭顓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茯苓，欲乞其方。”[2]可見遼人對三蘇均知之甚稔。在遼、宋之間的邊境貿易中，中原漢族的經典書籍也是宋朝向遼方輸出的商品之一。宋真宗景德年間，朝廷下令說：“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自非九經書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3]神宗熙寧年間，又重申這一禁令。這裏明確說明，除九經以外的書籍，不準流傳出宋朝境外。事實上，一紙禁止根本堵塞不了其他書籍流傳到遼國去，通過民間貿易的途徑，其他書籍流入遼國者當不在少數。到了元豐年間，“複申賣書北界告捕之法”[4]，但是收效甚微。遼朝上下均喜歡漢文，甚至契丹小兒啟蒙，也多以漢人詩詞為教材：“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如‘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下老鴉坐。大率如此。”[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