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同遼代一樣，也以儒家思想作為統治百姓的基本思想。金代研究哲學最早的當推隱士杜時升。杜時升是霸州信安（今河北霸縣東信安）人，幼時博學而知天文，但不屑於仕進。章宗承安、泰和年間，宰相幾次舉薦時升可以大用，時升見紀綱敗壞，風俗侈靡，遂渡河南下，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升始。”[8]在這之後不久，蒙古軍便大舉南下，宣宗播遷汴京，局勢急轉直下，金境幾無淨土。時升預料蒙古兵會假道於宋，渡漢水進入宛（河南南陽）、葉（河南葉縣），然後長驅入汴（河南開封）。後果如所言。時升死於哀宗正大末年，沒有書籍傳世。金代自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學校日盛，“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冊、鄰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9]。既然當時還沒有專門名家之學，杜時升關於伊洛之學的內容未能流傳下來，也就很自然了。
雙魚紋銅鏡（金）
金代末年的王若虛曾任縣令、國史院編修官、左司諫、刺史、直學士等職，金亡不仕，與劉鬱東遊泰山。他著有《滹南遺老集》45卷，裏邊透露出一些哲學思想。宋代思想家程頤（伊川）提出，婦女丈夫死亡，雖貧窮到無以自存的地步，也不可再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王若虛指出：“此迂儒執方之論也。先王製禮，雖曲為之防，亦須約以中道而合乎通情，故可以萬世常行，而人不為病。若程氏者，刻覈已甚矣。”[10]在金代便有這種不同於流俗的見解，是很可貴的。另外，他對《五經》《論語》《孟子》《史記》《新唐書》等書的議論，也有獨到見解。
在金代稱得上有哲學思想的，當推趙秉文。最能體現他的哲學思想的是《滏水文集》。
趙秉文曆仕5朝，官至六卿，是金朝中後期最有影響的人物。他擅長詩詞，精通書法，曾與楊雲翼共掌文柄，時人號稱楊趙。任職期間，提倡孔學，推崇韓愈。楊雲翼說他：“蓋其學一歸諸孔孟，而異端不雜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謂儒之正理之主盡在是矣。天下學者景附風靡，知所適從，雖有狂瀾橫流障而東之，其有功吾道也，大矣！”[11]看來楊雲翼的這些話，不盡是溢美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