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夏、金、元代時期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交融匯合，是這一時期文化發展的一個特色。
草原文化為什麽能與農業文化匯合？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契丹、女真、蒙古人占領漢族地區後，為了統治下去，就不能照搬草原地區的治理方式，而必須另辟蹊徑，采取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統治；二是實踐證明，農業文化優於草原文化，比較落後的文化向先進的文化看齊，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相互匯合交融，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不是人為的結果。
從耶律阿保機成為契丹可汗到元順帝逃出大都的四個半世紀中，戰禍頻仍，兵燹不斷，這些戰爭既給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造成了災難，又給草原文化與中原地區農業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了契機。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爭是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吸收的催化劑。誠如已故的翁獨健教授所說：“當民族間經濟、文化正常的或和平的交往受阻，往往是通過戰爭來打開和加強的。我國許多少數民族接受漢族的經濟文化和漢族吸收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也往往是通過戰爭達到和加速的。”[8]
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匯合的過程也是落後文化向先進文化學習的過程。在這一點上，遼、西夏、金、元諸朝有許多共同之處：
（一）崇尚儒學
遼代在耶律阿保機稱帝不久，便確立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將尊孔崇儒定為基本國策。阿保機的繼承者對這一國策凜遵不移，至道宗朝已經發展到了“禮樂交舉，車書混同”的高度，契丹民族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去改造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使契丹人的漢化程度日益加深。金朝也以儒家思想為統治人民的基本思想，熙宗重視儒家經典，海陵王父子皆從儒者學習，世宗、章宗時儒學更加蓬勃發展，亡國之君哀帝在顛沛流離中仍“敦崇儒術”，二程學說與南宋朱熹之學在金朝境內得以廣泛傳授。西夏的10個帝王中，從元昊時期起，就加強了對儒學思想的吸收，毅宗時儒學在西夏有了更大影響，惠宗提倡漢文化，崇宗時設立國學以教授儒學，至第五代皇帝仁宗時，把儒學發展到了極致。他下令尊孔子為文宣帝，在各州郡立廟祭祀，建立大漢太學後，他又親臨太學祭奠先聖先師，這種崇儒風氣，與中原相比也毫不遜色。在元代儒家的地位雖居於釋、道之下，但對儒學還是相當重視的。蒙古人開始不知道儒者的用途，俘虜到儒士後，往往罰他們去做苦役，後來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恢複了孔子、孟子廟的祭祀，孔子的後裔也都封了官職。各少數民族政權推崇儒學，促進了民族融合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