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變古時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學的**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慶曆年間前後發生了大的變動，這是宋代政治經濟變動在文化上的折光。
趙匡胤於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經過80年的發展，宋代社會達到它的興盛階段，但盛世之下埋藏著深刻的危機。歐陽修深有感受地說：
今宋之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製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1]
“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可想到了怎樣的地步！麵對這樣的局麵，朝臣文士思考社會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對策，不同的觀點展開論爭。墨守經義注疏的舊經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理論創新、史學盛衰大總結，成為曆史發展的要求。
慶曆年間文化“丕變”，又是文化自身發展的歸結。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著原有路數向前運動。文化上有過大總結的壯舉，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書的編纂，這就是《太平禦覽》一千卷、《太平廣記》五百卷、《文苑英華》一千卷以及《冊府元龜》一千卷。真宗鹹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講學士，邢昺首任，奉命與杜鎬、孫奭等校訂群經義疏。經書義疏完成後，雕版達十餘萬版，可謂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層輝煌不足表明文化發展，它隻能是標誌舊經學終結。經疏的整理，一方麵為新的意識形態出現作準備，另一方麵，這種繁瑣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
事物總是在相互聯結、相互矛盾中向前發展的，舊的事物中孕育著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新生事物便會破土而出。唐中期以後，以柳宗元為代表的思想家，從更深理論層次上認識曆史、社會，觀察曆史前途。北宋前期，有的學者已經不滿意疏不破注的治經路數，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說，發明經義；有的學者在“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還有的學者，主張當作“一以貫之”的“達者”，反對“治一經或至皓首”，提倡會群經以論治國之理，等等。凡此，都表明了當時出現一股思潮，不滿意注疏之學，不滿意文獻的簡單的整理匯編，要求突破舊的學術格局，熔鑄出新的學術，孫複說：“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吾未見其能盡於《大易》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範氏之說而求於《春秋》，吾未見其能盡於《春秋》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於《詩》，吾未見其能盡於《詩》也。專守孔氏之說而求於《書》，吾未見其能盡於《書》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