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政治的複雜性集中體現在皇權專製統治的特點上，並且又轉而對文化變化產生多重的影響。
宋代雖然沒有受過農民戰爭的洗禮，沒有經曆過那種風暴，但如果我們把唐末、五代與宋代聯係在一起思考，那麽，可以看出宋代社會變化的曆史根據。正是唐末的社會震**與五代十國社會的變動，摧毀了門閥地主為特征的專製主義的統治。北宋繼續前一個時期的發展而發生了新的變化，建立起來的品官地主的政治，帶上了新的特點。
北宋在政治上加強了皇權專製統治，但這種統治又具有脆弱性的一麵。專製統治對文化的發展不利，但這種統治具有的脆弱性，為文化學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過去人們大都強調趙宋王朝建立後加強皇權專製的一麵，而不注意或不十分注意另一麵，即趙宋專製主義統治的脆弱性。
北宋建國後第二年也就是建隆二年（961年），當趙匡胤問趙普國策時，趙普總結五代曆史的經驗教訓，說：“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巧，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7]可以說，“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三條，成為趙宋的基本國策，以後宋代統治成功與失誤都可以從中找到症結。三條的核心是“稍奪其權”，集大權於皇帝一身。趙匡胤在削弱方鎮大權的同時，又削弱了相權；兵權、財權、賞罰權都收了，文官知州，由中央派遣。把中央大權一分為三，樞密院掌握兵權，三司使掌握財權，隻有行政大權是宰相掌握。宰相與樞密對掌大政，號稱“二府”，三使司掌財權，又稱之為“計相”。其下又設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三司副使作為“副貳”，以進一步削弱相權。但在實際上，宋代相權之重，在曆史上是少有的。從皇帝的繼承到軍事征伐，從大吏的任免到邊事議和，宰相和台諫大吏都直接幹預。這些直接影響兩宋社會的發展，在某些情況下，成為製衡皇權的一種力量。羅大經談到這一點，頗有感慨，引了葉適的話：“國初宰相權重，台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範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其實，何止是國初的宰相，兩宋曆朝宰相包括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吏，議政亦幹政，“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嘩然不安”。[8]名相與奸相對曆史產生的影響，也是空前的。由此，政壇風波跌宕，又與學術文化紛爭糾纏在一起，構成了兩宋文化波瀾起伏的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