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文化與曆史的走向
宋代文化對曆史進程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這裏既有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也有對中國封建後期社會生活各個層麵的作用，還有對亞洲、對世界文化產生的影響。具體縷析這些內容對於認識宋代曆史在中國曆史中的地位，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都是有意義的。
宋代的政治變革結局，受當時曆史條件的製約，也和推行變法者的曆史觀念、時代文化思潮，有著密切的關係。歐陽修的史論與政論融合在一起，他寫《新五代史》，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以曆史宣傳他的變革思想，把變革曆史的觀念，寓於史論之中。他指出支配曆史盛衰的是“人理”，而人理具體的內容是重民、愛民。他在《新唐書·食貨誌》中說：“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又說：“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31]他的史論宣傳治國要親君子而遠小人。在所謂的朋黨問題上，他認為“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另外，把集兵權於中央，作為唐、五代史的一條教訓，寫在史書內。他的文章與史書中的史論相互照應。而這又與他在慶曆新政中提出的主張相通。
可以說，宋代思想家包括程頤、司馬光、王安石、朱熹等，他們的變革主張與他們的文學、史學思想都是一致的。而他們的認識在他們從政時，則直接影響到改革的成敗。王安石變法沒有收到應有的成效，其中一條很重要原因是他複古的曆史觀念。王安石打著《周官》的旗號進行變革，從《周官》中尋求改革的方案。侯外廬先生對王安石的《周禮義》作了分析，說：“古之《周官》，為今日新法所從出；今日新法，更足證古之《周官》的實際。這樣，就大膽地進行訓釋了。說明這一關係，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據。”[32]王安石看重實際，思想中有唯物主義的因素，但無可否認的是，王氏變革的曆史觀卻是固化在一定的、陳舊的思維範式裏，缺少一種通變的曆史觀。所以，馬端臨說他勇於言利，但不善於言利。而王安石變法失敗，又是導致北宋滅亡的原因之一。一種文化曆史觀念，左右政治人物的行動，對曆史、社會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宋代文化影響到兩宋曆史的走向。我們不能說文化決定曆史變動，但對曆史變動產生作用則是無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