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的史評作品相當多，如胡宏的《皇王大紀》、範祖禹的《唐鑒》和呂祖謙的《東萊博議》以及兩宋文集中的史論等。史評包括曆史評論和史學評論。論古史的起始，論封建，論井田，論曆史人物與事件，論天理綱常與曆史盛衰得失，構成曆史評論的方方麵麵。在史學評論中，最有生氣的是鄭樵（1104—1162）在《通誌》兩百卷中的史學批評。
清代的梁啟超從史學批評的角度把鄭樵和劉知幾、章學誠三位史家聯係起來，說：
批評史學者，質言之，則所批評即為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學所賴以建設也。自有史學以來二千年間，得三人焉：在唐劉知幾，其學說在《史通》；在宋則鄭樵，其學說在《通誌·總序》及《藝文略》、《校讎略》、《圖譜略》；在清則章學誠，其學說在《文史通義》。[97]
梁啟超將劉、鄭、章三人並列是肯定三人在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三個人各有不同的特點。章學誠說，劉言史法，吾言史意，也是這個意思。鄭樵的史學批評在那個時代具有自己的特點。
鄭樵《通誌》
第一，鄭樵的史學批評具有廣泛的特點。他對前代的大史家和學者，幾乎都有評論。他推崇孔子，但對《論語》卻有微詞，認為這是一本“空言著書”一類的著作。司馬談、司馬遷是孔子五百年以後的大著述家，《史記》是《六經》以後最重要的著作，但這部書也有兩點未可人意的地方。一是，限於客觀條件，司馬遷見到的書不多，因此《史記》有“博不足”之恨。二是，司馬遷寫史的語言風格不統一，又“間有俚語”，因而又有“雅不足”之恨。鄭樵對班固的《漢書》批評最多，歸結起來：其一，《漢書》斷漢為代，割斷了曆史的聯係，“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人們從這種史書中，無法了解古今製度的“損益”情況。其二，班固宣傳“漢紹堯運”一套的無稽之談。其三，《漢書》的《古今人表》，強行把古今人物分為九等，失去司馬遷作《表》的用心。其四，班固“無獨斷之學，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戶”。這表現在《漢書》中武帝以前的材料，取自《史記》；自昭帝至平帝記載，“資於賈逵、劉歆”，並且是班昭使《漢書》得以完篇。其五，《漢書》的《藝文誌》寫得好，但《漢書》的《藝文誌》出自劉向、劉歆的《七略》：“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躓矣。”還有班固對一代典製也缺乏了解。應該說，鄭樵的批評的主要部分還是不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