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首先體現在學者、思想家的追求中，是一種學術文化上的精神境界。他們疑古、惑經，但不是否定經的地位，主要是解除前人在解說、注釋經書時製造的蔽障，反對曲解儒家的經籍，要求恢複經的原貌。疑經是為了更好地尊經，重新解經。他們以自己的理解，重新解釋經書。很多學人以語錄、講義形式，闡發義理。一般來說，他們進行學術研究沒有脫離社會實際，為的是振興社稷，盡管他們的答案不一，他們研經求理體現出一種信念。理學的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提倡明體達用之學，設“經義”與“治事”兩齋，把求理致用兩者結合起來。他為學生解經，反複說明自己的信條，“懇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他的學徒千餘人，“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大學，四方歸之”。[1]
歐陽修以天下為己任，早年就立下了發展儒家學說的誌願。他談到自己校補《韓愈文集》時的想法，說：
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幹勢利之用哉？亦誌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誌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2]
他立誌求道，至於政治上的沉浮，並不介意，“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誌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這是怎樣一種境界！
張載把他探求學理的誌趣，作了明白的說明，這就是：“為天地立誌，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3]宋代學術有理學、氣學、心學；理學有濂洛關閩之別，但他們在求理中體現出關注社會、關注曆史前途的精神。他們遭遇坎坷，包括程頤、朱熹在內，在仕宦生涯中都不是幸運者，但磨難不曾磨滅他們求理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