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清王朝被迫打開閉關鎖國的大門，從此西方文化如潮水般地湧入中國。曆史的巨變，使近代中西文化交匯、衝撞及緣此而起的文化論爭展現了全新的曆史場景。洋務運動時期的“師夷”與“拒夷”之爭；戊戌變法時期的“君主立憲”與“君主專製”、民主平等與綱常名教之爭；辛亥革命時期的“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之爭、“歐化”與“國粹”之爭等大致反映了晚清時期文化論爭的基本內容。無論是魏源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洋務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維新派主張的“君主立憲”，還是孫中山革命黨人主張的“民主共和”，都可以看成是中國近代社會不同階級、不同集團對中國前途命運的選擇，具體地體現為資產階級新文化反對封建舊文化這條主線。因此，文化論爭中所呈現出的紛繁複雜和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這種文化選擇過程由於處於時間高度濃縮的社會巨變的時代條件下，致使文化選擇主體所表現出的階段性和時代性都極其鮮明。例如“師夷之長技”對於不思變通的“夷夏之辨”觀來說具有進步性，但是當著社會進步需要進行製度層麵的改革之時，“師夷長技”所維持的封建綱常名教與君主專製又明顯地落後於自由平等與君主立憲的文化選擇了。而在辛亥革命時期，主張保留清王朝而提倡君主立憲的落後性與主張推翻清王朝而提倡民主共和的進步性也是不言自明的。潮流奔騰、大浪淘沙，推陳出新，近代中西文化論爭不斷演進的過程，既生動地反映了近代先進人物為尋找救國真理所走過的漫長曲折的道路，同時也體現了近代中國人思想解放的曆程。
洋務運動時期關於“夷夏之辨”與“師夷長技”之間的論爭涉及“拒夷”還是“師夷”的選擇問題。持“夷夏之辨”文化觀的頑固派和持“師夷長技”文化觀的洋務派，都是封建統治集團營壘中的成員，他們之間的分歧主要表現在用什麽方式維護封建專製統治的問題。洋務派能夠正視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從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需要出發，主張以變通的方式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軍事、經濟“長技”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與此相對，頑固派卻無視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下所處的劣勢，堅持用傳統的“夷夏之辨”觀念看待已經變化了的中外形勢，把西方各國仍視為曆史上的“夷狄”，不承認它們有什麽先進文明，排斥西方一切有益的東西。雖然他們的本意也是出於維持封建統治的目的，但卻無力阻止西方勢力對專製政體的任何衝擊，更不能起到維護並長久延續封建統治的目的。由此可見，維護封建專製製度的目的相同，但由於采取不同的文化選擇觀，卻產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後果，這在文化史上卻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而洋務派文化選擇所發生的客觀後果也是他們所始料不及的，即他們出於維護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所采取的開辦軍事企業、民用企業，辦洋務學堂，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等措施，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過程中邁出的一步，為新式知識群體的崛起創造了滋生的土壤和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