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後，國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有了新的進展。帝國主義列強侵略我國邊疆領土造成的危機形勢，使加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內地之間的文化聯係成為極為迫切的問題。晚清時期我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具有團結各族人民抗禦帝國主義入侵、鞏固邊防的性質。
19世紀後期，帝國主義列強加緊侵略我國西藏地區，嚴重地威脅著我國邊疆領土。而藏族地區與內地的聯係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僅就文化而言，不僅存在著語言、文字的隔膜，而且文化教育發展也不平衡。許多有識之士對此深表憂慮。清朝駐藏大臣聯豫指出：“藏中漢番人數，雖屬不少，然漢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門中不過一二人；藏人之能識漢字者，則猶未一見。”[49]他的後任張蔭棠也看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指出：“語言、文字為祖國與屬地聯絡樞紐，西藏內屬三百年，語文不通，相視如秦越”；“辦事致形隔膜。”[50]鑒於此情，清政府決定在川邊藏區興辦文教。四川總督兼駐藏大臣趙爾豐說：川藏地區“所難行者，文字不知，語言未習……如欲去此扞格，非先從語言文字入手，不易為功。此學務之興，所以萬不可緩”。[51]在當地民眾的支持下，川邊藏區的文化教育作為清末“新政”的一個重要內容開展起來。
1907年，趙爾豐在巴塘設立關外學務局，任命度支部主事吳嘉謨為總辦，聘請四川學人張卜衝等人為教習。學務局本著“開草昧而輸以文明”[52]的宗旨，采取了一係列有利於漢藏文化發展的措施，如製定勸學與優待學生條例、廣設漢語漢文學堂、培訓師資、編印白話課本、設印刷局等。在藏民地區推行官話、漢話是川邊藏區興學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他們編寫了一些通俗易懂的白話文課本。如《勵誌歌》寫道：“陰陽強弱無今古，女皇煉石天可補。不見魏木蘭，從軍替阿父；不見秦良玉，為國戡強虜。莫言巾幗無英雄，多少男兒不如女。”這類篇章思想內容積極向上，既使藏族地區人民了解了祖國的曆史傳統，又推動了官話漢話的普及，促進了川邊藏區文化教育的發展，在清末的幾年間，該地區創辦學堂180餘所，學生多達4000餘名。除開辦普通學校外，還在巴安、康定分設師範學校，雅江縣創設蠶桑學校，鄧科縣設遊牧改良所等[53]，使川邊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發展，為藏族人民學習、吸收內地文化奠定了基礎。趙爾豐曾考察巴塘地區辦學情況，該地“男女學生等先學漢語，繼學漢文，甫經三年，初等小學堂男女學生，竟能作數百言文字，餘皆演試白話，解釋字義。尤可嘉者，八九齡學生見人皆彬彬有禮，問以義務，皆知以忠君愛國為主。女學生更高自位置，以禮自持，不輕與人言笑”[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