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文字學（小學）作為經學的附庸而存在，是學習儒家經典的入門功夫，尤為士人所看重。清代的小學，特別在乾嘉年間，備受學者青睞，呈現出人才輩出、著述如林的興盛局麵。王念孫的《廣雅疏證》，王引之的《經義述聞》《經傳釋詞》，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阮元的《經籍籑詁》等書，都是當時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代表作。它們的問世把傳統小學研究提到一個新的水平。晚清漢學家的小學研究從總體上說沒有超過乾嘉時代，但在許多方麵仍然多有開掘，取得可觀成就，不容忽視。
在文字學方麵，王筠、朱駿聲等人在《說文解字》研究方麵取得了新成果。王筠（1784—1854），字貫山，號籙友，山東安丘人，道光舉人，曾官知縣。長於小學，以治《說文解字》著稱。他治《說文》能另辟蹊徑，獨樹一幟，不僅繼承了前人的成就，而且敢於指出前人的不足。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是清代研究《說文解字》的權威性著作，王筠對之並不盲從，而是實事求是地評價它的優點與不足。他指出：“段氏書體大思精，所謂通例又前人所未知，唯是武斷支離，時或不免，則其蔽也。”[1]他所寫的《說文釋例》、《說文句讀》等著作，就貫徹了這種不盲從迷信，獨立思考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無由沿襲前人，為吾一家之言而已。”[2]《說文釋例》一書不僅對“六書”及《說文解字》作了詳盡闡述，而且訂正了許慎、段玉裁著述中的許多錯誤。該書各卷之後往往用金石古文補正《說文解字》的形體和說解，使內容更加確切。這在甲骨文未發現之前可稱為創獲。《說文句讀》一書，博采段玉裁、桂馥、嚴可均等人有關《說文解字》的著作，博觀約取，刪繁舉要，訂補諸家之缺。作者自稱：“餘輯是書，別有注意之端，與段氏不盡同者凡五事。”[3]這五項不同是：“一曰刪篆”，“二曰一貫”，“三曰反經”，“四曰正雅”，“五曰特識”，為治小學者指示了簡便的門徑，從而體現出了這部書的特點。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也是晚清研究《說文解字》的一部力作。朱駿聲（1788—1858），字豐芑，號允倩，江蘇吳縣人，道光舉人。幼攻經史，尤精小學，著述甚豐。《說文通訓定聲》是他的代表作。該書對小學的闡發在於用聲韻學原理闡釋《說文解字》，開辟了《說文》研究的新領域。漢代許慎《說文解字》的主要特點是通過分析字形、考求字源來研究文字。朱氏此書則拆散了許氏《說文》中的540部首，從原存900多字及增附的7000多字中分析出1137形聲聲符，依古韻歸並為18部，按古韻及形聲聲符排比。對文字不僅考明字形結構，而且從“轉注”“假借”“聲訓”“古韻”等方麵進行辨析。他強調音韻的重要性，說：“不知假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假借。此《說文通訓定聲》一書所為記也。”[4]以聲為經、以形為緯來研究文字並非朱駿聲的首創。在他之前戚學標注《漢學諧聲》已有先例，但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遠遜於朱氏之作的水平。1851年朱駿聲曾把這部書及《古今韻準》《說雅》等書進呈朝廷，受到朝廷的褒獎，並被賜為國子監博士銜。朱駿聲的著述除以上提到的3種外，還有《說文通訓定聲補遺》《小學識餘》《六書假借經微》《尚書古注便讀》等。在文字學方麵有成就的還有苗夔、鄭珍等人。苗夔所著匯刻為《苗氏說文四種》。鄭珍著有《說文逸字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