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尤其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語言文字改革的新形勢。晚清語言文字改革局麵的形成不僅是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產物，而且也是曆史上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傳統的繼續。
中國語言文字盡管源遠流長，豐富多彩，但也有著筆畫繁、讀音雜的不足，不如拚音文字簡易好學。這個問題很早就被有識之士所認識。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8]明清之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為了克服語言文字上的障礙，開始用羅馬字母拚注漢字讀音。他們的這種做法引起了當時及後來一些學者的注意。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人都因受他們的啟發而先後提出改革漢字的主張。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社會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在新的社會變革麵前，傳統文化的許多方麵已經暴露出它們的落後性，不能再適應新變局的需要，提出了變革的要求。語言文字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早在鴉片戰爭前後，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文字改革的問題。龔自珍在《擬上今方言表》中寫道：“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9]這是晚清較早提出的用新法給漢字注音的主張。他還打算搜羅中國各省方言及滿洲、高麗、蒙古及喀爾喀等語言，編纂《今方言》一書。書雖未編成，但卻提出了以拚音改革文字，並經由拚音來統一語言的思想。
鴉片戰爭以後來華的西方人士，或者為了在華傳教，或者為了開辟在華的貿易、外交、經營及其他事業，也在摸索、創製漢語注音方法，以掃除語言障礙。1867年，英國駐華使館參讚威妥瑪出版了他的《語言自邇集》。這是一本京音官話課本，起初隻用作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成為音譯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拚法，直至今天仍為研究漢學的外國人所使用。西方人創製漢語拚音，並不是幫助中國進行文字改革，而是為其對華文化滲透服務，但在客觀上卻使一些中國人認識到，漢語也可以用拚音文字來書寫記憶，從而啟迪了漢字改革的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