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一個開放的體係。它在曆史上多次吸收外來語言中的詞匯，不斷得到豐富充實，增強了它的表達力，使它成為世界上最豐富多彩的語言之一。鴉片戰爭以前，漢語對外來語匯的吸收主要有兩次：一是漢代以後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量佛教詞匯融入漢語之中，如“佛”、“魔”、“劫”、“禪”、“閻羅”、“菩薩”、“世界”、“袈裟”、“羅漢”、“莊嚴”、“法門”、“因緣”、“因果”、“因明”、“彼岸”、“懺悔”等詞匯，其影響超出了宗教的範圍，有的已經成為人們經常使用的語言。二是在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中，利瑪竇、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在譯編西書時引進和創造出一批新詞匯。一些采取音譯的詞匯如“斐西加”（今譯物理）、“落日加”（今譯邏輯）、“斐錄所費亞”（今譯哲學）等，不易理解，未能沿用下來；而另一些采用意譯的詞匯則得到保留，被人們所沿用，如“幾何”、“對數”、“地球”、“赤道”、“泰西”、“耶穌”、“自鳴鍾”、“天主教”、“南極”、“北極”、“遠鏡”、“比例”、“測量”、“曲線”、“西學”、“螺絲”、“天學”等[57]。這兩次對外來語匯的吸收對漢語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然而漢語對外來語匯更多的吸納還是在鴉片戰爭以後。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世界各國的商品、宗教、堅船利炮、學術文化蜂擁而入。在這些五光十色的舶來品麵前，傳統漢語語匯顯然不能全麵、準確地反映社會現實發生的這些變化，難以適應變化了的新形勢，亟待引進和創造大量新詞匯來滿足人們社會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參與翻譯西書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就曾談到中國舊有詞匯不足應用的情況，指出：“今日而譯書仍不免有窒礙者。試觀英文之大字林，科學分門，合之其名詞不下二十萬，而中國之字，不過六萬有奇，是較少於英文十四萬也。譯書者適遇中國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國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內之字必大缺乏，無從迻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他認為除了引進外來詞匯外，還需要創造新字詞。關於創造新字詞，他提出了三種方法：“一以相近之聲，模寫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然□者未經深究，即離晳者，以其非熟習也。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國之六萬字，彼西方尚有十四萬字，何從表見於中國之文中乎？故新名詞不能不撰。如化學、醫學、地質學、心理學等科，中國字缺之者更夥。”[58]劉師培也認為：“中國則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無一確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國所本無，而中國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詞之生從此始矣。”他主張：“今欲矯此弊，莫若於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59]這些論述反映出晚清社會對新詞匯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