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哲學思想是“天道”、“天理”的一統天下，“變易”思想貫穿始終。從“理”、“氣”之間的關係而言，首先是關於天道觀的問題，其次是變易觀的問題。從變易觀來看，中國古代哲學家達到了什麽水平呢？王夫之認為：“無其器則無其道”，“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1]，可見曆史是發展變化的，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發展變化規律，所以人道也是發展變化的。在這裏，王夫之繼承並發揮了荀子、柳宗元的變易觀，認為不能用天命和自然現象的變異來解釋社會的治亂，而應從曆史本身來解釋曆史發展變化的規律。“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時代不同，曆史就有不同的發展趨勢，因而就有不同的曆史發展規律。那麽，曆史發展變化的規律究竟是什麽？曆史發展變化的原因到底是什麽？王夫之、黃宗羲以至章學誠都還不能作出科學的回答。迨至晚清，龔自珍、魏源等人力圖從傳統的“天道”觀中尋找答案，但都是從傳統到傳統，未能有更新的變化。說到“道器”觀方麵的變化，隻是在“器”中加入了西方科技的內容，但思維模式仍是舊的。晚清“道器”觀的變化在洋務時期非常明顯，主要體現在“中體西用”論，而“中體西用”論則反映了傳統“變易”觀的發展變化，比較清楚地說明了王夫之等哲學家不能說明的問題。
在龔自珍的哲學體係中，最富生氣的就是他的“變”的思想。龔自珍認為，古往今來的一切客觀事物、典章製度、風俗習慣都是不斷變化的。他在《上大學士書》中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2]指出“法”“勢”“事例”“風氣”都要隨著時勢的發展而改變，隻有這樣，“法”才不弊，“勢”才不重，從而提出了“變法”的思想主張。以典章製度而言，前一朝代衰敗，新興朝代就要改變它，並起而代之，這是變化的必然結果。因此，龔自珍說：“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代之敗耶？”[3]可見，龔自珍提出了曆史在變革中不斷發展變化的思想，主張與其被他人所革，不如“自改革”，強調變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