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朱理學的“複興”
嘉道年間，是清代學術的轉換時期。冷落了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學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開始從發展的低穀走向複興，而曾經紅極一時的漢學則不斷受到人們指責，走上衰敗的道路。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複雜的，是由各種社會因素所決定的。
自乾隆朝後期，清王朝統治危機開始暴露出來，到嘉道年間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整個國家出現了千瘡百孔、江河日下的衰敗景象。有人把當時的中國社會比作一位病入膏肓、四肢麻痹的垂危之人，稱：“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無實。譬之於人，五官猶是，手足猶是，而關竅不靈，運動皆滯。是以當極盛之時，而不及四期，已敗壞至此。”[1]為了尋找解決國家社會危機的辦法，有識之士積極進行思想上的反省。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是用傳統儒家“德治教化”的觀點及思維方式來思考問題，自然得出了國家出現危機的原因在於“道德廢，人心壞，風俗漓”的結論，而道德、人心、風俗的敗壞又在於“正學不昌”，即乾嘉漢學排斥了程朱理學。學者潘德輿說：“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來，學者崇漢唐之解經與百家之雜說，轉視二子不足道，無怪其製行之日趨於功利邪癖，而不自知也。”[2]在他們看來：“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則必恃學術。”[3]所謂“恃學術”指的就是依靠程朱理學。正如陝西理學家李元春所說：“獨宋程朱諸子，倡明正學而得其精。通世顧橫詆之亦大可惑矣。”[4]在他看來，在各種學術中隻有程朱理學獨得聖賢之學的精蘊，才具有充當“正人心，厲風俗，興教化”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