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存在發展不是孤立的，要受到政治、經濟等諸方麵社會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其中就包括統治階級實行的文化政策。統治階級的文化政策對文化在一定曆史時期的發展走向關係甚大。統治階級的文化政策是統治階級政治利益和政治意誌在文化問題上的反映，它與一定時期社會文化的關係是政治與文化關係的集中體現。晚清時期，清政府從維護封建君主專製的政治需要出發，仍然大力奉行尊孔讀經、崇儒重道，打擊異端思想等既定文化政策。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以後，鑒於西力東侵，儒學衰微，清政府又采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企圖以西方科技等物質文化來彌補中國封建文化的不足，維持“聖人之道”，對其所行的文化政策做了一定的調整。這種調整是在國家處於“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形勢下作出的，使清政府的文化政策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
一、強化儒學思想的統治地位
無論是在鴉片戰爭以前，還是在晚清時期，清王朝都以尊孔讀經、崇儒重道為其文化政策的核心內容。這是它在入關之初就已經確定的基本國策之一。其主要內容有提倡儒學，推行科舉製度，興文字獄，開四庫館等。目的是用儒學的綱常名教來束縛人們的思想言行，把各種文化活動規範在統治階級政治要求的範圍內。至晚清，清王朝仍然以尊孔讀經、崇儒重道為文化政策的主幹，並且不斷予以強化。
嘉道年間，清王朝統治的危機開始暴露出來，整個社會呈現出千瘡百孔、江河日下的衰敗景象。許多士大夫便把社會的衰敗歸結於程朱理學多年不昌所致。時人潘德輿對乾嘉時期程朱理學受到冷落的情況大為不滿，說：“程朱二子之學，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則目為迂疏空滯而薄之，人心風俗之患不可不察也。夫程朱二子學聖人而思得其全體，所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殆無一不取而則效之。”[17]潘氏的話說出了不少士大夫的心聲，是清朝統治者強化儒學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統治地位的社會輿論基礎。從嘉道年間起，清政府開始注意糾正自乾嘉以來奉行的重漢學、輕理學的學術文化政策中的偏頗，大力提倡程朱理學，用封建倫理道德來收攬人心，挽回衰勢。嘉慶帝重彈當年康熙力倡理學的舊調，命令侍臣在經筵進講之時，增加講授程朱理學的內容，做出提倡“正學”的風範。道光帝不僅號召士人多讀程朱理學之書，而且還采取了一些提高理學地位的措施。1823年，道光帝采納通政司參議盧浙的奏請，將清初理學名臣湯斌從祀文廟，排列在明儒羅欽順之後。他在上諭中說：湯斌“正色立朝，著書立說，深醇篤實，中正和平，洵能倡明正學，運契心傳”。[18]清朝統治者在文化政策上的這種調整，對晚清學術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道鹹後程朱理學的複興便是統治者作出這一文化政策調整的積極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