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學的巨大變革在散文方麵表現得非常突出。在這短短的幾十年中，散文從思想內容到文體形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桐城派適應時代的要求，對自身加以改革，從而一度出現“中興”的局麵；以龔自珍、魏源為首的經世文派的興起，使散文的社會作用受到重視，為晚清散文注入了鮮明的革新精神；而梁啟超等人所倡導的“新文體”，更是為近代散文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其後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進一步將散文革命引向深入，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晚清時期散文發展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條主線：一是晚清桐城派的複興，一是“文體革命”的興起。
一、晚清桐城派的複興
桐城派自康熙年間創始之後，由於符合當時清王朝實行文化專製和崇奉程朱理學的需要，從而得以迅速發展，在清中葉文壇占據主導地位。但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新的思想逐步傳入，所有這些，都使得空談義理的桐城派無法繼續獨霸文壇，而是麵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桐城派所提倡的那一套孔孟程朱的迂腐之道，及其在創作上所遵循的那一套起承轉合的清規戒律，都已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特別是姚鼐去世之後，桐城派的顯赫之勢也隨之而去。賴以繼桐城餘響的是他的四位高足。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雲：“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1]管同（1780—1831）在鴉片戰爭以前即已去世。方東樹（1772—1851）是桐城派的理論家，代表著作有《昭昧詹言》等，不過，此書主要是以桐城“義法”來論詩的，他在散文方麵並沒有太大的成就。姚瑩（1785—1853）則不僅在散文理論上有所建樹，而且在散文創作方麵也做出了不小的成績，他的《東溟文集》中的許多散文，在當時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在四人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則是梅曾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