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初期，在龔自珍、魏源等啟蒙思想家的倡導下，詩歌和散文都發生了明顯的變革，從而為其後的“文體革命”和“詩界革命”開辟了道路。但在小說界，卻仍是一潭死水。龔自珍等人囿於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沒有認識到小說的社會作用，沒有將新的思想觀念引入小說界。因此，從鴉片戰爭前夕一直到甲午戰爭的幾十年裏，仍舊是古典封建小說的延續期。這種延續是以一種漸趨衰弱的姿態進行的，是清中葉小說創作高度繁榮後的一個低穀。此期小說思想性較低，藝術上也沒有多大價值。小說的內容和題材往往遠離社會現實，表現形式故步自封，拒絕任何變化，完全處於停滯與封閉狀態，大大落後於時代的步伐，也落後於詩文的發展。此期小說的作者大都是思想保守的封建文人，他們迫於清政府的文化高壓政策，不敢對統治階級進行正麵的批判，而是幻想通過清官和俠客來維持正義，從而挽回封建統治日漸沒落的命運。更有些作者貪圖功名利祿，公然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對封建社會的叛逆者進行誣蔑和攻擊。還有些作者喪失了生活的遠大目標，一味沉迷於醉生夢死的**樂生活，將一些低級趣味引入小說之中，反映了封建文人的墮落和衰敗。此期小說創作有兩大潮流：俠義公案小說和狹邪小說。
俠義公案小說是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合流，實際上又是對以《水滸傳》為代表的英雄傳奇小說的反動。自《水滸傳》以來，通俗小說形成了一個描寫民間英雄傳奇的係統。但隨著封建道德意識在社會中的不斷深化，這類小說的反抗意識越來越淡薄，英雄人物越來越受正統道德觀念及官方力量的支配，甚至最終成為統治者的股肱。這樣，在清中葉便出現了以《施公案》為開端的俠義公案小說，並於道光以後得以大規模發展。這類小說雖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麵，但主要是在宣傳一種封建奴化思想。其中較有影響的有俞萬春的《**寇誌》、石玉昆的《三俠五義》和文康的《兒女英雄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