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的爆發，打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政治局麵，給中國封建文化帶來了很大衝擊。一些進步人士不滿於當時社會的黑暗現實，不斷探索救國救民的途徑。西方文化的傳入，使他們看到了未來的曙光，他們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學習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理論，用西方文化作為推翻封建統治、促進文化革新的工具。為了讓國內更多的人了解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他們開始翻譯各種外國著作，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學作品。晚清翻譯文學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晚清翻譯文學正式興起於19世紀70年代，以王韜、張芝軒翻譯的法國國歌和蠡勺居士翻譯的英國小說《昕夕閑談》為標誌。此前雖有不少人如林則徐、馬建忠等從事翻譯工作，但他們的翻譯還隻局限於介紹一般的科學文化知識，很難稱得上翻譯文學。中國翻譯文學在開創階段曾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辛亥革命前的十幾年內，更是出現了翻譯文學的**。這些翻譯文學涉及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各種文學體裁，其中數量最多、成就最大的是翻譯小說。據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統計，從1875年到1911年（光緒元年至宣統三年），翻譯小說達600多部，約占當時出版小說的三分之一。此期翻譯小說不僅數量多，而且還出現了一些新品種：有梁啟超所提倡的政治小說，如梁啟超譯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熊垓譯日本末廣鐵腸的《雪中梅》等；有轟動一時的偵探小說，如奚若譯英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再生案》、周桂笙譯法國鮑福的《毒蛇圈》等；有配合社會改革和“新民”需要的教育小說，如包公毅譯法國加爾威尼的《鐵世界》《兒童修身之感情》等；有旨在啟迪民智的科幻小說，如盧藉東譯法國凡爾納的《海底旅行》等。這些新型小說的傳入，使國內讀者耳目一新，大開眼界，從中了解到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光怪陸離的新景象，也使國內小說家開闊了生活視野和藝術視野，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