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法、篆刻史上，晚清時期的書法與篆刻具有獨特的曆史地位。它書體、印風多變，不同的流派交相輝映，且人才輩出。諸多書法家、篆刻家在其書法、篆刻實踐和理論研究等方麵，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書學體係和篆刻風尚，開拓了書法、篆刻繼承與創新的新局麵。
一、書法
晚清時期的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此期書界碑學大盛，主導書壇，同時又兼容帖學，廣博精取。其書體各異，麵貌獨特，風采奪目。諸多書法名家不拘前人陳法，勇於創新，從而推動了晚清書法再起**，使中國書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一）晚清書壇格局的形成
晚清書壇在經曆了清初帖學居於主位，碑學初興，到中期的碑、帖二分天下之後，形成了以碑學為主導，兼容帖學的發展格局。
清初伊始，書壇出現了既紮根帖學又寫碑銘的書家，它與明末清初古文字學、金石學漸興不無關係。到了嘉慶年間，金石考據學興盛，客觀上推動了書法的革新，促進了碑派的初興。在長期的書法實踐中，為尚碑書風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嘉慶以後，由於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誘發，改變了一些書家的審美趣味。加之阮元、包世臣在理論上的倡導，碑學開始興盛。阮元在《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中，首先提出了書分南北兩派的觀點，接著又用“帖”、“碑”說明南北兩派的本源和審美傾向。在阮元的論述中，明顯有“揚碑抑帖”傾向。繼阮元之後，又有包世臣提倡碑學，推波助瀾。他比阮元更進一步，將碑刻書法尊為正宗，以致“尊碑抑帖”。
進入鹹豐朝，碑派開始居於主導地位。到了光緒，尊碑之風大盛，既有書法實踐方麵的承續，又有理論方麵的先導，其代表人物是康有為。他在1888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中，提出了一套更為完整的碑學理論。此書從兩個方麵為碑學確立了在清末書壇的主流地位：—是係統地形成了碑學理論，從理論上闡明了尊碑對挽救當時書壇風尚的作用；二是充實了碑學的涵蓋範圍，把過去碑學僅指的北魏碑，擴展到整個魏、晉、南北朝碑版，並廣泛吸收了新的金石學成果，使其碑學理論更趨完備。至此，碑派書法完成了在實踐和理論方麵的變革和創新，從而進入了全盛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