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最初10年間，社會劇烈動**變化。帝國主義列強侵華日甚一日，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強迫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亡國滅種的危機迫在眉睫。這一嚴峻形勢使喪盡人心、難以照舊統治下去的清政府認識到，“興學育才，實為當今急務”。於是，在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前提下，清廷宣布實行“新政”，而改革教育則是“新政”的重要內容。此期的教育改革包括廢科舉，公布新學製，興辦學校，設立新的教育管理製度，擬定教育宗旨，派遣留學生等。總之，清末教育改革是當時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清朝統治階級與廣大人民之間矛盾交織的結果，也是清政府為順應形勢、維護統治而被迫采取的應急措施。
一、科舉製度的廢除
清初時，科舉製便受到人們的批評，許多有識之士都曾揭露或抨擊過它的弊端。但是，作為建立在封建政治、經濟基礎之上並為之服務的科舉製在封建社會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時候，是不會退出曆史舞台的。鴉片戰爭爆發後，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解體及近代工業、教育的產生，持續了千年之久的科舉製，日益不適應社會形勢發展的需要，改革、廢除科舉製成了時代發展的要求。
在晚清，科舉製度的廢除經曆了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新政”期間宣布廢除之，隻是這個過程的結果。大致講，晚清廢除科舉製經曆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輿論準備階段。鴉片戰爭時期，一些開明的知識分子和有識之士就對科舉製的弊端進行了揭露、批判。龔自珍在《京師樂籍說》中說：“使之纏綿歌泣於床笫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才偉略，則思亂之誌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為奩體詞賦遊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議論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然而“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16]魏源在《明代食兵二政錄敘》一文中也指出：科舉取士是用“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的學問本領，來培養、選拔“不識工、農、禮、樂、兵、虞、士、師為何事”的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一途”。[17]其後的馮桂芬寫有《改科舉議》，揭露明代以來科舉製度的流弊，指出八股時文是“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18]欲更其弊就要變更科舉考試的內容。此後，要求變革、廢除科舉已成了當時清朝上下一致呼聲，迫使清政府對科舉取士製度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