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清政府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給清朝初年以後的中國文化帶上一定的封閉性。“天朝上國”的文化意識支配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這種觀念認為，中國“居天地之中”，是天下文明的典範，中國以外的國家是“化外之邦”，中國對於外國無所需求，亦無須向外國學習。基於這種認識，清朝統治者以“天朝上國”自居，不僅把周邊鄰國視為“番邦蠻族”，而且把東來的英、法、美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看成“化外蠢愚”，一概拒之門外。尤其在清代雍正、乾隆以後，閉關政策得到嚴格的推行，中外文化交流愈受限製，幾近停滯狀態，致使中國人對西方及世界的認識出現了大倒退。在明末清初，徐光啟、梅文鼎、王錫闡等開明士大夫對西學抱著歡迎的態度，認為：“法有可采，何論東西，理所當明，何分新舊”，[15]主張“去中西之見”，吸收西學之長。而時隔百餘年後，士大夫們談西學則如隔靴搔癢，茫然無知。嘉道年間的大學士阮元妄斥哥白尼日心地動說為“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離經叛道，不可為訓”[16]。無怪乎在鴉片戰爭中，當英國殖民者的大炮在天朝國土上呼嘯的時候，道光帝還不知道所遇對手來自何方，因何開戰。閉關鎖國阻礙了中外文化交流，阻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導致落後挨打的嚴重後果。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一方麵把中國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另一方麵也打開了中國的閉關大門。這種變化迫使中國開始與外界接觸，從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變化帶來新的契機。抵抗外敵戰爭的一次次失敗，民族危機的一步步加深，中西文明碰撞後表現出的巨大反差，刺激和震動了中國人，迫使他們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和外來文化進行新的反思。如何看待鴉片戰爭以後出現的大變局？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國要不要走向世界，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這些就是百餘年間國人最為關注的問題。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重振中國文化，先進的中國人對此作了明確的回答，這就是要求打破封閉、保守的心態，睜眼看世界，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先進的文化成就，以更新本民族的文化傳統。用毛澤東同誌的話來說是“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不僅是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一種進步潮流，也是包括晚清文化在內的中國近代文化所表現出的一種時代精神。它深刻地影響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麵貌與進程。毛澤東同誌曾對中國人民在鴉片戰爭後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曆程作過精辟的說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