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的教育體製，基本上是一種官學與私學相結合的體製。官學是主體，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係統的教育體係。私學也有所發展，但要受到官學興衰的製約。
一、官學的興盛
隋唐五代時期的官學，奠基於隋文帝統治時期，在唐太宗時期達到極盛，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一度衰落，唐玄宗時期再度複興，安史之亂後就一蹶不振了。
由官方辦學，在我國起源很早。到魏晉南北時期，由於戰亂不息，政局屢變，官學時興時廢，難成規製。隋朝建立後，隋文帝為了穩定社會政治秩序，儒法並用，一方麵加強法製，另一方麵又積極倡導“勸學行禮，移風易俗”。大力興辦學校，是其極重要的舉措之一。他首先把國子寺從太常寺中分離出來，使其成為獨立的國家最高教育管理機構。國子寺設祭酒1人，總管學事。下屬國子、太學、四門、書、算五學，各置博士、助教，另外在大理寺設律博士，培養法律方麵的專門人才。中央官學的“六學係統”基本奠定。地方上，郡縣乃至鄉社，皆令設學。辦學盛況空前，轟動一時，史稱：“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籍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1]
隋文帝晚年，治國指導思想有所變更，“不悅儒術，崇尚刑名”，認為官學學生雖多，但多而不精，未能培養出“德為代範、才任國用”之才，仁壽元年（601年），下令廢天下學校，隻存國子學一所。隋煬帝時期，雖也曾力圖恢複辦學盛況，但隋亡太速，這次興學熱潮也告流產。
唐朝建立後，統治者非常重視文教事業的發展。唐高祖李淵一即位，就下詔令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立額招生，郡縣分上、中、下三等，分別規定了其立學招生的名額。武德七年（624年）又特別下詔，“州縣及鄉，各令置學”[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