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製度不僅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唐代文學的繁榮、詩歌的昌盛，而且對唐代文化的其他方麵，諸如教育、學術、思想等，都有極大的影響。而這一切，可以說，都是通過左右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與命運來實現的。
一、科舉製度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活力
許多人概括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常用“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一語。儒家所說的“君子”，主要是指知識分子，即所謂“學而知之者”。所以，“自強不息”，主要體現的是古代知識分子對待命運的態度。中國知識階層與西方知識階層相比，從形成之初，就缺乏獨立意識，但中國知識階層卻有更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在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古代社會，小農生產更多的是依靠經驗而不是知識，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集權政治卻極具複雜性，為社會精英展現才智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因而，中國知識階層從產生之日起，就追求參與政治，建立一個理想社會。參政就成為其表現社會責任感的基本思路，孔夫子為中國知識人設計的道路，就是“學而優則仕”。這也就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基本價值觀。
但知識分子為獲得政治參與權而進行的奮鬥曆程是漫長的。高度集權的專製政治確立之初，地主階級對知識分子本能上是排斥的，這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劉邦拿儒生的帽子撒尿等事件中，很明顯地表示出來。陸賈、叔孫通、董仲舒為了爭取儒生的政治地位，苦苦努力，但東漢末的“黨錮之禍”還是再一次擊碎了知識分子左右政局的夢想。漢代的察舉製，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製，雖也有過考試選官，雖也給少數知識分子留有一點入仕的空隙，但總的來說，政治的大門是對知識分子關閉的。
但是，隨著地主階級的日漸成熟，他們對知識在統治中的作用有了較明確的認識。加之，教育的普及麵日益拓展，知識分子隊伍不斷壯大（主要是寒人知識分子的崛起），這都推動了官吏選拔製度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