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之際，曆史學飛速發展，西漢劉向父子編訂《七略》時，史書隻歸在“六藝略”的“春秋”門下，而唐初修《隋書·經籍誌》，圖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史書不僅獨立成部，而且躍居第二位，說明史書已蔚為大觀。進入隋唐時期，史學受到統治者前所未有的重視，取得了更為非凡的成就。完善的官修史書製度，成為我國一個優良的文化傳統；第一部史學評論專著——劉知幾的《史通》、第一部典誌體通史——杜佑的《通典》，可謂隋唐五代史壇的雙璧。隋唐史學，就像那個時代一樣，具有宏大的氣魄，充滿創新精神。
隋唐五代又是我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過渡的一個轉型期，變革是這個時代的主題。與社會變遷相適應，史學在這個時代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同的視點，表現出了不同的精神品格。隋、初唐時期，社會複興與文化複興迫在眉睫，史學也以清理南北朝遺留下來的紛亂的曆史學遺產為己任，而以總結前代治亂得失（主要是亂的教訓）、為統一王朝的穩定提供曆史借鑒為依歸。一方麵，進入盛唐時代，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盛世修典，展示大唐官製格局的《大唐六典》，展示大唐禮製之盛的《開元禮》，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史學也具有宏大的氣魄，通史撰述之風開始興起。另一方麵，文化有了一定的積累，學術總結與反省，就具備了條件，因而才能產生《史通》這部傑出的史學名著。安史之亂後，嚴峻的社會現實，向史家們提出了新的挑戰，經世致用成為中唐的一種學術思潮，通史撰述也因其具備更深遠的鑒古知今功能而與經世史學相結合，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是中唐史學的代表作。晚唐五代時期，中央集權衰落，社會進入無序狀態，雜史、筆記勃興，成為史苑一種新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