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就有設立史官的傳統，但官修史書的製度化則完成於唐代。所謂“官修史書的製度化”，實有兩層含義：一是官修前代“正史”，成為唐以後曆朝曆代的一個傳統；二是史館修國史，即當代人修當代史，成為一種製度，保證了曆史記載的延綿不斷。
一、史館修史製度的確立
史館修史製度是從古代的史官製度演化而來的。據《周官》所記，周代就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禦史。五史的職掌範圍很廣，不僅掌管記言記事，而且兼有政治和宗教方麵的職能。漢武帝時設立太史令，仍是“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數”[1]。到魏明帝太和年間，在中書省設著作郎，則專掌修史。在史職日趨專門化的過程中，史館修史製度也萌生了。一般認為，東漢時聚集史臣於蘭台及東觀，編修《東觀漢紀》，為官修當代史之肇始。北魏時，於秘書省設立著作局，“北齊因之，代亦謂之史閣，亦謂之史館”[2]，“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3]，史館、監修之名的出現，標誌著史館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唐朝建立之後，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於門下省設置史館，使其成為職官體製中固定的常設機構，同時確立了以宰相監修國史、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史館組織原則，標誌著史館修史製度正式形成。
史館修史製度是對私人修史的否定。魏晉南北朝時期，少數民族統治者入主中原，戰亂不息，政權更迭頻繁，官府的資料容易散失，不得不靠私家記錄；另外，許多漢族文人士大夫，在民族矛盾的尖銳衝突中，也借修史來宣揚民族精神。因而，這一時期，私人修史之風很盛。但私人修史，也有嚴重的缺點，劉知幾就指出：私人修史采摭不精，“夫同說一事而分為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涇渭一亂，莫之能辨”[4]。私人修史占有的第一手文牘材料有限，因而不得不采自傳聞，曆史記載的準確性就較差。隋、唐國家統一，政權穩定，私人修史之風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就下令：“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5]禁絕私人撰集國史的同時，隋文帝還下令讓王劭與辛德源、劉炫、劉焯等同修國史，在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王劭死之前，完成了“錄開皇、仁壽時事”的《隋書》80卷。唐太宗則更將史館移於禁中，宰相監修，“重其職而秘其事”[6]，史館“掌修國史”成為國家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