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煌燦爛的盛唐文化，在史學領域中也孕育出了兩朵奇葩，這就是劉知幾的《史通》與杜佑的《通典》。《史通》是我國第一部史學批評專著，《通典》則是我國第一部專詳典章製度的通史。
《史通》一書，分內外二篇，各10卷，合為20卷。內篇分39目，其中《體統》、《紕繆》、《弛張》三篇有目無文，實存36篇；外篇分11目，其中《雜說》一目分上、中、下3篇，共13篇。《史通》的主旨是對盛唐以前的中國曆史學進行了一次係統的批判，書中凸顯出的文化精神，在中國學術文化史上是極有價值的。
一、史家自覺意識的萌醒
中國“史”字的淵源很早，據說在甲骨文中就有它的雛形。不過，中國史學的發展，卻經曆了一個由從屬到逐步獨立的過程。商周時代，中國就設有史官，是掌管文書檔案的，同時還“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數”，即所謂的“巫史不分”。到了兩漢時代，經史不分，史學是經學的附屬物，在圖書分類目錄《七略》中，史書是附在《六藝略》的《春秋》門下。“史學”名稱的正式出現是在十六國時期，據說是石勒在晉太興二年（319年）稱趙王時，設立了經學、律學、史學祭酒，“史學”正式立為官學。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唐初修《隋書·經籍誌》，正式確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史部設有十三個子目，著錄史書817部，13264卷。這說明史學已發展成一門僅次於經學的獨立學科。隋、初唐時期，史學受到統治者的扶植，取得了更大的進步。在史學擺脫其附屬地位，逐步獨立壯大的過程中，史家的自覺意識萌發，並逐步強化。《文心雕龍·史傳篇》，論及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態度，已開史學批評之先河。不過，它還主要是從文體的角度來討論，史是從屬於文的。唐朝發展到盛唐時代，豐富的物質條件、寬鬆的文化氛圍，使史家具有更為宏大的氣魄。一方麵，他們治史的眼光已不局限於一朝一代，而是要有更大的作為，“通識古今”成為當時學者崇尚的治史精神。另一方麵，史官在唐代極受尊崇，劉知幾稱“得廁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朝廷選任史官也提出了德、才方麵的要求，這促進了史家角色意識的增強。劉知幾從史家的角度，縱論古今，對唐以前的中國史學進行係統的反思、徹底的清算，這是史家自覺意識強化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