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的《通典》是中唐史學最為傑出的代表作，它體現了中唐史學著意於經世致用、疏通知遠的史學意識。《通典》又是我國第一部專詳典章製度的通史，這是曆史編纂學上的一次創新。作為唐代最傑出的史學家之一，杜佑進步的曆史觀，也非常值得重視。
一、經世致用的學術旨趣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杜氏為唐代關中名門世族，唐人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說法，言其家族之顯赫。杜佑在18歲時，依靠門蔭入仕，做了濟南參軍事。安史之亂以後，杜佑從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起步，曆任容管經略使、水陸轉運使、戶部侍郎判度支，在唐代宗大曆至唐德宗建中年間，杜佑是唐朝的理財能臣之一。後因受奸臣盧杞的排擠，外放到地方，先後擔任蘇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淮南節度使。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入朝為相，在唐順宗和唐憲宗初年，杜佑以先朝老臣，參預朝政。
杜佑一生為宦50餘年，但稱不上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史記在唐順宗時，他與王叔文共掌朝政，但他“恭默無為”，僅為配角而已；“出師應變”，也“非其所長”，[68]貞元十六年（800年），徐州張建封之孫擅立為節度使，德宗命杜佑為主帥統淮、泗之軍進討，杜佑竟“固境不敢進”[69]，貽誤戰機。但杜佑擅長做一些實際的事務性工作，他在擔任地方官和財臣時，都有一定的政績，特別是在轉運江淮財富以供應京師方麵，杜佑的貢獻還是很大的，因此，說杜佑是肅、代、德、順時期理財能臣，不為過譽。
杜佑為宦一生，卻始終沒有丟失讀書人的本色。史記“佑性勤而無倦，雖位極將相，手不釋卷。質明視事，接對賓客，夜則燈下讀書，孜孜不怠”[70]。他勤於讀書，勤於思考，他從自己從政的經曆中感受到：時代要求學人們走出為學術而學術、追求辭章、不根實藝的封閉之圈，回應現實提出的挑戰。因而，他以探究“經邦濟世、富國安民”之術為己任、潛心於實學。他對管子之學極感興趣，著有《管氏指略》2卷；他苦心研讀史籍，他感到《孝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多屬空泛言論，“罕存法製”，因而他從大曆初年就開始致力於撰寫一部專詳典章製度的通史，目的是要“將施有政”，即為現實政治服務。這部書前後用了30多年的時間，到貞元十七年（801年），書成獻上，可謂是杜佑半生心血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