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佛教沿明朝而來，統治者出於自身的統治需要，對佛教基本上采取扶植和保護的政策。縱觀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廷對佛教的態度是相當積極的，尤其是乾隆伊始，度牒製度被正式廢除，僧尼們可以毫無限製地隨意出家。僅此一項就說明，乾隆以後的清王朝，“加惠”於佛教匪淺，並遠遠超過自唐以來的任何一個朝代。另外，在清廷的力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禪師自覺地使佛教與儒道合流，形成了佛教發展的興盛時期。
一、清政府對佛教的政策
清前期帝王對佛教多有保護和利用。清朝統治者最初接觸到的佛教屬藏傳佛教，即中國西藏地區所傳的喇嘛教。早在清入京以前，西藏喇嘛已開始到關外傳教，並受到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禮遇，清統治者那時就有了崇佛的活動。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太祖努爾哈赤在長期與明朝中央政府較量中，逐漸看清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在建立“後金”的前一年，於赫圖阿拉（俗稱老城）城外興修了七座佛教寺廟，而滿族所崇奉的薩滿教的堂子在當地僅有一座。太宗皇太極即位後，繼續執行太祖時製定的政策，扶植佛教，不斷撥款用以興建或重修佛教寺廟，並在盛京（今沈陽）與當時西藏的達賴喇嘛第五世（1617—1682年）建立關係。
禦書《妙法蓮花經》經文
清朝定鼎北京後，依然對佛教采取利用和保護政策。順治六年（1652年）達賴五世應邀入京，受到清廷的冊封。順治帝平生好參禪，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春夏間，臨幸京師海慧寺，在這裏與禪僧性聰憨璞邂逅相遇。後召他入宮請教佛法大意。同年十月，再召其入宮，並賜他號“明覺禪師”。此後，順治帝曾說：“朕初雖尊崇象數，而未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19]順治十五年（1658年）、十七年（1660年），順治帝先後兩次召見禪師玉林通琇，於內廷問道，賜之“大覺普濟禪師”封號、紫衣、金印等。順治十六年（1659年），又召木陳道忞入京談經說法，賜號為“弘覺禪師”。以後，凡通琇入京，順治帝則命選僧人1500人從他受戒，尊其為玉林國師，以此來表示對漢地佛教的推崇。順治十七年（1660年），寵妃董氏死，順治帝欲削發出家，雖經勸阻未果，但足見其信佛之篤。在順治期間，清廷還規定每年的四月初八為佛沐浴日，俗稱“結緣日”。